相对于西药的毒副作用，具有数千年应用历史的中药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再次引起大众的关注。但自古民间就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前些年，“龙胆泻肝丸”事件打破了人们对中药无任何毒、副作用的迷信。若是普通消费者以此为戒，倒颇能避免滥服药物的弊害，但许多西医也时时以偏概全，甚至对肝肾功能异常的病人都禁止服用中药，则让人感慨。
药能治病，亦能致病
我认为，“药能治病，亦能致病”，除患者误服误用和体质等因素外，中药本身是无辜的（除非有质量问题）。清朝名医余听鸿曾说：“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皆是砒霜。”有毒未必有害，无毒未必无害，药之害在医不在药。譬如剑可伤人，但伤人者乃是人，剑不能自伤人。
辨证论治，因人制宜
首先，中药使用必须辨证论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则亡。”关木通有毒，但有毒就必定有害无益吗？是否也有医生（特别是西医）不懂辨证用药的原因在内？不分阴阳寒热，不顾表里虚实，以对证之剂用作对病之方；不管开始对证与否，也不论后来证型是否改变，一味“龙胆泻肝丸”开将出去。所谓“君之用药，非岐非黄，君之用药，如虎如狼；经君之手，不病而病，服君之药，不亡而亡”，岂不冤枉？如此用药，人参、茯苓都会出问题，何况有毒之关木通呢。日本前些年发生的“小柴胡汤事件”，就是因为脱离了中医学理论滥用小柴胡汤的结果，我们难道还不能引以为戒吗？因此，希望各科医生在用中药之前，先将中医了解得深入一些，懂得怎么用，不要盲人骑瞎马，效果不好甚至出了医疗事故，反说中药有毒，中医无用。
煎煮有方，剂量有别
其次，用药对证，只是第一步，炮制、煎煮或煎（服）药器不妥会引起中毒，这已是众所周知；而用法和剂量有差，结果也可能事与愿违。近代名医杨则民讲：“麻黄作解热剂时用轻量，作利尿剂时用中量，治喘时用大量；桂枝伍于发汗剂时用轻量，和卫阳时用中量，治疗风痹时用大量。附子作强心剂时用大量，峻下作镇痛剂时用中量，作止泻剂时用轻量。川连泻火解毒用大量，消炎用中量，健胃用轻量”等。可见剂量实在值得重视。我们看王清任用黄芪，缪希雍用石膏，祝味菊等“火神派”医家用附子，常常剂量极大，甚至数倍于常用剂量，乃是基于方剂的巧妙配伍和对药物的深刻认识。许多人没有临床经验和对所用药物的深刻认识，随便效仿，常常因此出现许多祸害。再如关木通有毒，有人用不得当而出现了副作用，有人却能用之有利而无害，到底是药物的过失，还是人的过失？
以毒为用，以毒攻毒
再者，毒性是部分药物作用的一部分，而临床上以毒为用的例子也不少见。《神农本草经》药品之下品即毒药；《周礼·天官》提到“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可见古人不废毒药。外用吴茱萸、川椒……巴豆、蓖麻子、斑蝥、毛茛……皆引赤发泡、由上达下、由里达外之诱导疗法，在外治法中经常使用。全蝎，蜈蚣之类，皆有毒之品，而章次公、朱良春诸医家用之内服其效如神。《孔颖达传》甚至说：“服药必暝眩极，其病乃除”，可见有毒未必有害。而一味平和之品，对提高疗效也是有限的。以毒为用，需胆大心细，另是一种境界。朱良春先生统计，古有十八反，十九畏，而历代皆有用之者。如《金匮》甘遂半夏汤之甘草，甘遂同用，赤丸之乌头、半夏同用，丹溪莲心散芫花、甘草同用等。假若果真有大毒，是否也是以毒为用，以毒攻毒？此处存疑，待医界诸贤共同探讨。
用药之害，存乎于医
清朝名医吴塘曰：学医不精，不若不学。用药如用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善用者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韩信之行背水阵也；不善者徒取灭亡之祸耳，可不慎哉？盖贤者真知灼见可用之，昧者固不可妄试以杀人也。《黄帝内经》中提到：世无不可治之疾，有不可治之医。用药有害，一味从药物上找原因，甚至将药物封杀，如同马不走去鞭打车，不是一种对中药应有的客观态度。
最后，虽然现代对中药药理毒理已加强了研究，但仍未足够深入，在教学中对此仍未给予充分重视。对西医开中药或中成药也没有给予一定的管理和限制，造成许多药物的滥用和副作用的出现。这一点也很值得大家重视。（上海曙光医院宝山分院肾内科 孙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