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底，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兵锋直指南京，为坚持长期抗战，民国政府遂下令在南京的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迁往大后方，以应长期抗战准备。当时作为全国中医最高管理机关的中央国医馆亦遵令由南京长生祠一号迁往陪都重庆东华观。
中央国医馆是1931年民国政府为改进当时的中医工作而设立，由陈立夫先生任理事长，首任馆长为焦易堂先生，焦氏为陕西武功县长凝镇河道村人，民国成立前3年入同盟会，其56岁时任民国最高法院院长，并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人曾在之前的“国医条例案”中为中医在政治、法律、教育上争取应有地位出力颇多，颇负众望，遂被中医界推为馆长。中央国医馆迁渝后，其积极工作，不曾懈怠。
据中央国医馆“民国二十八年后工作概况报告书”中记载：中央国医馆自“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在南京创办了中医救护医院，嗣后迁汉口再迁重庆，除重庆三圣殿总院外又增设夫子池等7处医务所，并组织巡回诊疗队。短短1年余时间就诊疗贫病市民14万余人。其时，由于抗战正处于艰难时期。前方负伤兵士及流离抱病难民日益增多，而西药来源不易，其价高昂，一般贫苦无力购买者叫苦不已。因诸多国药良方治此类疾病颇有奇效，中央国医馆于1938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7周年之际，由焦易堂先生签署发公函于全国各省、县政府征求伤科良方，并函请各县政府代粘国医馆征求伤科良方布告于县城的通衢地点。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此国难当头，民众流离的危难关头，为救护前线浴血抗战之将士，当时尚未沦陷地区的众多中医师踊跃应征，众多中医界人士慷慨捐出了大量祖传秘方秘技。据笔者所收集的资料统计，捐方者涉国内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陕西、宁夏等十余省份及墨西哥等地的海外华侨与民国驻当地的使领馆人员，共献出祖传秘方秘技近千。当时沈忠圭、邹云翔等国医馆医官择其精华，筛选出手抄的重点秘方秘技就装订了厚厚数册。
当时多位金陵中医名家虽因南京沦陷而颠沛流离在各地，但亦纷纷捐出多种家传秘技及临床实用验方。金陵首席中医张简斋，创金陵医派，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著名中医，曾为中央国医馆常务理事，当年其在重庆石灰市附近第三模范市场35号开一南京国医张简斋诊所，他亦将一“人丹制造法”献出，冀前线将士借此而预防、治疗疫暑。细观此方可以看出张简斋大师的一贯行医作风，以中为主，中西兼顾，虽已身为著名中医亦不忘学习使用西药。
此事虽已过去了七十余年，但七十余年前中央国医馆的“征求伤科良方”活动及所征集到的远超出伤科范围的近千祖传家传秘方秘技，不仅在当时积极地帮助了我国的抗战，大大充实丰富了我国近代中医药宝库，亦开创了近现代征求民间中医验方与传统诊疗技术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