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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药引”与“引经药”

对于“药引”的最早印象,来自于中学时代鲁迅先生一篇名为《父亲的病》的文章。文中“药引”有河边现采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以及平地木。那个时候最易产生共鸣的是对庸医误人的痛恨,以及对用“药引”故弄玄虚的鄙视。多年以后翻看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再次读到“父亲的病”一文,感受却大不相同,因为自己已经是中医人了。
 
事件梗概为: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患了肺病、水肿一类的疾病,家里先后请来了绍兴城里的两大名医。先是姚芝仙,与之“周旋过两整年”,直至其“所有学问都用尽了”之后,推荐了另一位更高本领的名医陈莲河,最后到药“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周伯宜病逝,终年三十七岁,那时的鲁迅才十六岁。
 
绍兴两大名医与“药引”
 
绍兴城的两位名医是何许人物?是庸医误人吗?他们的药引一个比一个独特,是不是故作高深?据鲁迅先生的一段追忆,在两位名医之前,还请过一位姓冯的医生,因为他每次来诊都是醉醺醺的,说话前后不符,不久就不再请了。后来的两个名医,是文中提到的两位,一个是被鲁迅隐去了姓名的姚芝仙,另一个是姓名被做了隐晦处理(倒过来读音同)的何廉臣。
 
据说姚芝仙做过太医,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绍兴人称之“姚半仙”,出诊架子甚大。姚芝仙未有著作和医案传世,对于他的医术难以考证。他给周伯宜治病用的药引,鲁迅说“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用药以芦根、甘蔗为引,可知是有肺热。甘蔗经霜,如霜桑叶一样,清热之力增强,也非是故弄玄虚。
 
何廉臣是清末民初的中医名家,“绍派伤寒”的代表人物,一生勤于诊疗,又致力于古籍整理(增订《通俗伤寒论》、重订《广温热论》、编著《感症宝筏》《湿温时疫治疗法》《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兴办中医教育,创建中医学会、学报,在绍兴乃至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颇有医名。张若霞在1959年第二期《中医杂志》摘录了何廉臣数则医案,并评价他的处方用药“罗罗清疏,极炉火纯青之候”。在医案中,也可以看到他用药轻灵,用过的药引子诸如紫金片、嫩桑枝、葱白、鲜淡竹叶、生姜汁、甘蔗汁等,也并无玄虚之处。至于给周伯宜治病,不用姚芝仙用过的芦根、甘蔗,而是用蟋蟀、平地木,也是因为病情发展的需要。
 
蟋蟀,又名“促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虫部第四十一卷·虫之三》灶马(蟑螂)下附“促织”,言“古方未用,附此以俟”。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十·虫部》载其功效,云:“性通利,治小便闭。……治男、妇小水不通,痛胀不止。”何廉臣取其通利小便的功效治疗周氏水肿是对症的。平地木是一种常绿小灌木,多生于山隰、林下、溪谷旁阴湿的地方,其叶下结小子如天竺子,霜后色红,故又名“叶底红”“叶下红”,又因其似樟叶而短矮,故俗名矮脚樟。平地木也是一味不常用的药物,一般的药店是没有的,但也寻常可见。但是鲁迅先生却说:“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部称为‘老弗大’。”实际上,鲁迅先生后来在《知堂回忆录》谈到《父亲的病》那节对寻找平地木的记述,他说:“《朝花夕拾》中寻访平地木怎么不容易,这是一种诗的描写,其实平地木见于《花镜》中,家里有这书,说明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珊瑚的。我们称它作‘老弗大’,扫墓回来,常拔了些来,种住家里。”《本草纲目拾遗》载其治吐血劳伤:“用平地木叶干者三钱,猪肺连心一具,水洗净血,用白汤焯过,以瓦片挑开肺管,将叶包裹,麻线缚好,再入水煮熟,先吃肺汤,然后去药食肺,若嫌味淡,以清酱蘸食,食一肺后,病势自减,食三肺,无不愈者。”何廉臣取其“治吐血”的功效也无不可。
 
周伯宜受父亲周福清“科场舞弊案”的影响,经历过坐牢、革去秀才身份,家道中落,为排解心中的郁闷,又有了酗酒、吸食鸦片等行为,病情颇为严重:“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终于肿到胸腹之间”。据此分析,周伯宜的疾病发展到最后,大概是肝硬化了。肝硬化晚期胃底-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导致的“吐狂血”,肝硬化进入晚期失代偿表现为“脚背浮肿,渐至小腿,……终于肿到胸腹之间”。肝硬化是由一种或多种病因长期或反复作用形成的弥漫性肝损害,本就难治,又加之情志抑郁、酗酒、吸食鸦片等,换做任何高明的医生恐怕都难以妙手回春了。医家用偏药,也多是疾病难治,多药不效后的权且一试。对于中医而言,医名大都是疗效口碑相传而得,尤其作为一方名医,一般不会浪得虚名。所以“庸医误人”“故弄玄虚”的笔调,也就有失公允了。《鲁迅评传》评价说:“这一段经过,对鲁迅幼年的心灵是深刻的烙印,影响他后来对人世的看法,以及对中医的蔑视。(鲁迅的头脑是科学的,但他的医学知识,却不怎样高明,所以他憎恶中医的心理也不一定很正确的。)”
 
中医的“药引”与“引经药”
 
很多人对于“药引”的认识源于文学作品,除了上文鲁迅先生《父亲的病》提到过,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更是常见。比如《红楼梦》第十回里面一位姓张的先生给秦可卿开了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用药引“建莲子七粒去心、红枣二枚”。那么,中医的药引到底是什么?
 
某些药物或食物,配入药方中对身体某部位或某些病症有特殊导向或效用,称为药引。《医学阶梯·药引》言:“汤之有引,如舟之有楫。古人用汤,必须置引。”但是在实际处方中,药引也并非必需之物,需不需要药引,由医生根据患者病情临机取用。最为常用的如,行气血用酒,服补肾药用淡盐水引药气入肾,眼科方药加葱、茶引药入眼,清热利尿用鲜竹叶,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等等。
 
引经药指能引导其他药物的药力到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起“向导”作用的某些药物。引经是以归经、引经(又称“引经报使”“报使”)和君臣佐使的使药为认识基础的,对临床组方用药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清代吴鞠通《医医病书》言:“药之有引经,如人之不识路径者用向导。”清代尤在泾在《医学读书记》中说:“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如太阳经病用羌活、防风、藁本为引,阳明经病用升麻、葛根、白芷为引,少阳经病用柴胡为引,太阴经病用苍术为引,少阴经病用独活为引,厥阴经病用细辛、川芎、青皮为引。此外,还有引向病所的“舟楫之剂”,如治咽喉病用桔梗引诸药至咽喉,治上肢病用桑枝,治下肢病用牛膝等,后来也被归入引经药的行列。
 
药引与引经药作用相类,在概念和内容上,二者也常常交叉混用,在广义上可不做区分。但从狭义而言,二者还是有差别的,比如:①引经药受经络学说和归经、引经理论的影响,而药引则不受其限制,作用部位和效用更广泛;②药引大都不是常用或方便储备的药物,多需病家自备,而引经药则随方取用,一般不需要病家自己去配制。
 
医家用药引治病的经验很多,清代的龙绘堂在《蠢子医·卷二·大药引子甚是得力》中将药引形象地比喻为“先锋”,并例举了伤寒、吐衄、腹疼、尿血、疮肿、风症等合宜的药引,很是实用:“治病引子最为先,引子便是先锋官。先锋如硬实,他自打敌前。我尝治伤寒,大葱一把煮水煎。我尝治吐衄,茅根一握煮水煎。我尝治腹疼,黑豆一碗(炒焦)煮水煎。我尝治尿血,蓟根一束煮水煎。我尝治疮肿,忍冬一掐煮水煎。我尝治风症,艾叶一团煮水煎。我尝治眼红,薄荷一襟煮水煎。我尝治滑泻,五倍一两煮水煎。我尝治虚热,童便一罐当水煎。又尝姜汁一大盏,对药治顽痰。又尝韭汁一大杯,入药治血鲜。又尝酪酼一大壶,炒药(炒大黄半斤)治喉干。治火呃之症。又尝治半边,外用醋麸(炒热)裹腿缠。又尝治项强,外用热砖枕藉眠。又尝治瘰疬,外用神针把火燃。硫黄、麝、朱砂合银朱卷入油纸,炼成丸,用针挑住,贴瘰疬上,日一次,以火燃之。诸如此类症,引子最为先。好似乌骓马,全在霸王去著鞭。又如青龙刀,全在关帝去传宣。幸当用药时,不妨此笔添。”
 
随证用引,莫画蛇添足
 
药引各有其功,当随证选用,不可随意轻用。比如一见感冒便以葱、姜为引,不知感冒有风寒、风热,若遇风热之证,又用温散的青葱、辛热的生姜,即如抱薪救火,必致轻病为重,或者导致变证丛生。再如小儿痧痘初起,在南方有服笋汤,助发表以催痘长浆的用法。但是作为药引,可少量煎用,过用则伤气。更需注意的是,痘疹发展到灌浆有破溃湿痒及至痘疹渐收时,笋尖就忌用了。
 
药引当随证起用,忌沿俗而不懂变通,或是故作玄虚每方必加药引。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感慨当时出现的类似问题:“何今人凡药铺中不卖,须本家自备者,皆曰引子?甚至所加之引,与症不合,如痘科中既用芦根,又用香菜,大热赤疹,必用三春柳。每方必曰引加何物,不通已极,俗恶难医。”总之,若药引与证不合,画蛇添足是小,影响药效就得不偿失了。诗曰:临证用药如用兵,可取药引做先锋。故作高深不可取,随证选用有其能。(张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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