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具有区域性，文化区域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文化区”，一种是“地理文化区”。所谓“行政文化区”是指以今天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单位的各文化单元。从学术角度说，研究行政区域文化的意义可能远不如地理区域文化大，至少我们研究地域医学流派就不应过于立足于“行政文化区”，否则，有多少行政区就会有多少地域医学，这容易导致学术研究的泛化弊端（当然，行政文化区与地理文化区有时是有重叠的，这另当别论）。
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地理文化区”去研究地域文化。这里所讲的“地域文化”，是指“因着一定的地理形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得以与其他地方区别开来的语言、风俗、宗教、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
地域文化与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十分相近，它们都是以广义的文化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二者的差异与区别仅在于：文化地理学是以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研讨，而地域文化则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研究。历史地理学中的“地域”概念，就是指从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与我们现代的行政区域划分截然不同，但却与文化社会学理论视野中的“文化区域”或“文化圈”等概念的蕴涵相一致。
如新安医学指古新安区域的地方医学，它涵盖婺源县，若按今行政区，婺源已属江西。所以说，地理文化区是指某种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种特殊文化的人群的地域分布。当然，其区域内的文化特征可以是单一性的，也可以是多元的。
在中国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地域医学有多少呢？目前被提出来的至少有八大地域医学，它们是：新安医学、孟河医学、吴中医学、钱塘医学、永嘉医学、湖湘医学、旴江医学、岭南医学。这些地域医学的共同点在于：皆以地域命名且区域多依山傍水，尤其是皆集中在中国经济较发达的东南部，与方言区基本保持同一性。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编制的《中国方言地图》，我国共有九个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晋方言、徽方言。除了北方方言和晋方言位于北方外，其余皆集中在东南一片，而八大地域医学也都集中在东南一片，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巧合。
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谈地域文化的特点时曾讲到了四点：一是方言文化，二是饮食文化，三是民间信仰，四是民间建筑，“而最能体现文化差异的是语言和宗教两项特征”。
我国众多方言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原因是：古代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样，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中的语言，也就各自相对独立地演变着，不易获得变化的一致性。于是，日积月累，时间长了，就使得各个地区的语言逐渐产生了差异，逐渐减少了共同性的因素，形成了各地区各有特点的方言。
所以，中国地域文化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隔山不隔水。崇山峻岭的围阻常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成相对的独立性，而江水的流动又促使各地文化的交流融会，如黄山脚下的新安医学，五岭之南的岭南医学，被江西境内大王山、龙虎山等围隔的 江医学，被括苍山脉横阻的浙北钱塘医学、浙南永嘉医学等。徽方言分布包括：安徽省的歙县、徽州区、屯溪区、休宁县、黟县、祁门县、绩溪县、旌德县、石台县、宁国市（南部二乡）、东至县（西南部分），浙江省的淳安县、建德市、临安市（昌化以西）、桐庐县（西部），江西省的婺源县、德兴县、浮梁县。
徽方言区基本皆为丘陵山地，交通不便，自古就是移民地区，北方移民把中原语音带到徽州一片，在此沉淀，是成为徽方言的主要成因。在我国，藏语区有藏医学，蒙语区有蒙医学，壮语区有壮医学等。在徽文化圈内，徽方言、徽菜系、徽派建筑皆是其特质文化而与其他地方的方言、菜系、建筑风格等有着显著的区别。那么，作为其特质文化的“新安医学”与其他地域医学有着怎样的区别呢，这应该是今后“比较地域医学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安医学是徽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每一个地域医学背后都会依附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背景，诸如吴中医学、孟河医学背后有吴文化，湖湘医学背后有湘文化，旴江医学背后有赣文化，岭南医学背后有岭南文化，而新安医学背后依托的则是徽文化。
在学术界，有人比喻徽学文化是和“敦煌文化”“藏文化”并列的三大显学文化。更有学者强调“徽学位居三者之首”，认为藏学是区域文化，敦煌学是断代史文化，而徽学既有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又是儒教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凝结，所以是中华主流文化代表。那么，相应的“藏医学”、“敦煌医学”、“新安医学”是否也可以看做是三大地方医学的典型代表呢？这需要论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安医学正是以程朱理学、皖派朴学、齐云山道教、九华山佛教等这些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为底蕴而流传至今的区域医学流派”。
朱熹
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指中国宋朝以来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学流派。从南宋前期至清朝，程朱理学在中国维系了600多年，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朱熹祖籍之地的徽州更不例外。历来儒医相通，新安医家群体的特点就是在好儒、通儒的高文化素质的民众基础上形成了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群体。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新安医学形成的基础，尤其朱熹理学的忠孝礼仪、义利观等儒家思想以及朱子的“存天理”等观点都是新安医家著书立论及从事医业的行为准则规范。
任何一个具有区域特色的传统医学流派，无不由其多方面的突出成就奠定其历史地位，产生深远影响。明清时期，中国的学术重心在江南，而新安医学盛于明清，尤其是明中叶之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缓慢，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中国科技保持千年之久的望尘莫及的地位不复存在，反而渐渐落伍。可此时新安徽州一带的科技发展却呈现出繁荣景象，这是值得受人关注与研究的。
医家辈出，医著宏富。
据考证，自宋迄清，见于资料记载的新安医家达800余人，其中明代医家153人，清代医家452人，可谓当时中医人才之“硅谷”。如《石山医案》的作者汪机是我国明代嘉靖年间四大名医之一；《医宗金鉴》的编撰者吴谦，是我国清初三大名医和清代四大医家之一。
据《新安医籍考》所载，产生或成名于新安一带的医家共编撰中医药学术著作800余部，其中张杲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著成《医说》10 卷，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载大量医学史料的医史传记类著作；明代《医方考》是我国第一部注释方剂的专著；江瓘所著《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和研究历代医案的专著；方有执所著《伤寒论条辨》，开错简派之先河；清代郑梅涧所著《重楼玉钥》是我国第一部喉科专著。近代中医所推崇的“全国十大医学全书”之中，出自新安医家之手的就有明代徐春甫所著的《古今医统大全》、清代吴谦的《医宗金鉴》和程杏轩的《医述》3 部。
此外，明代孙一奎所著《赤水玄珠》，程嘉谟所著《本草蒙筌》，清代汪昂所著《汤头歌诀》《本草备要》，程国彭所著《医学心悟》，吴澄所著《不居集》，迁徙苏州的叶天士所著《临证指南医案》，都是临证习医者的必备参考书。全国著名医史专家余瀛鳌先生曾说过，新安医学的各类医籍“在以地区命名的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
学术创新，影响深远。
新安医家在医学理论、临床医学和药物学等方面皆多有建树。明代汪机所开创的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对浙江的赵献可、张景岳，常熟缪希雍，江苏李中梓等医家均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而对后来歙县的吴正伦、吴天士、吴澄、程杏轩，休宁的汪付护、孙一奎、汪文绮，黟县的黄古潭，祁门的徐春甫等新安医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均有直接影响。
汪机首倡“新感温病”学说，从此温病成因有“伏气”“新感”两说，为明清时期开展温病学术争鸣、提高温病的治疗水平奠定了理论基础。明代方有执通过对伤寒热病的诊治和研究，大胆将《伤寒论》整移编次，辑成《伤寒论条辨》，增强了原书的系统性、条理性，从而创“错简重订”说，开《伤寒论》错简派之先河，揭开伤寒学派争鸣的序幕。在临床方面，清代喉科医家郑梅涧著《重楼玉钥》，其子郑枢扶著《重楼玉钥续篇》，立“养阴清润”治疗方法，创“养阴清肺汤”治疗白喉病，在喉科学上形成了郑氏父子倡导的养阴清润派。
清代吴澄所著《不居集》为论治虚损专著，他首创“外损”一说，是李东垣内伤外感辨的补充；首倡“理脾阴”学说，可与叶桂养胃阴说相媲美；其创设的“解托”“衬托”诸法对治疗外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临床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清代程国彭著《医学心悟》，倡导“八纲辨证”，首创“医门八法”，对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补充完善作出积极贡献，他所创“止嗽散”“消瘰丸”诸方倍受世人推崇。
名医世家，经久不衰。
新安医学之所以源远流长，繁荣昌盛，与名医世家纷呈有极大关系。据研究统计，从北宋以来，名世医家传三代以上至十五代乃至三十代的共有63家，如北宋歙县名医张扩首传于弟张挥，再传侄孙张杲，历经三代，约130 年，成为新安第一名医世家。歙县黄孝通于南宋孝宗时，御赐“医博”，传于十四孙黄鼎铉，十七世孙黄予石，历经二十五世，代不乏人，成为新安医学史上世传最久的妇科世家。他如西园南园郑氏喉科、新安王氏内科、歙县张一帖世医、吴山铺程氏伤科、休宁舟山唐氏内科、梅林江氏妇科、蜀山曹氏外科等都以医学世代相传，名声益噪，经久不衰，成为新安医学学术兴旺、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学术交流，引领时尚。
明清两代讲学盛行，士人结社成为人们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医家也受此风尚影响，而有医学团体问世。明代新安医家余傅山、汪宦、吴篁池、汪烈采、黄刚诸人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在徽州府城给门人余渥及汪、吴三子进行了一次讲学，其讲学记录《论医汇粹》被称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讲学实录。
仅仅时隔25年，寓居京师的徐春甫即于隆庆二年（1568），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一体堂宅仁医会”(简称“宅仁医会”“仁医会”)，开展讲学活动、交流学术，钻研医理、切磋技艺，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学术团体。参加该会的有苏、浙、皖、闽、湖、广等地在京的太医和名医共46人，其中新安医家最多，达21人，徐氏的老师汪宦与学生徐良佐、李应节、汪腾蛟等均是会友。一在本土，一在京师，这样的医学学术交流，可谓引领一时之风尚。
总之，研究新安医学并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而去挖掘其历史价值。新安医学以其独立的传承性而流传至今，作为中医学的组成部分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所以研究新安医学更是为了挖掘其现实价值，以便现在及今后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更大贡献。
立足于新安医学的基础性研究，不断深化其研究内容，是新安医学创新的出发点和根本所在。注重多学科的借鉴与整合，不断拓展新安医学研究的新领域是时代的需要，因为新安医学的魅力之一在于其研究外延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和典型性。所以要着眼于新安医学研究的时代性，不断加强其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新安医学研究既是属于历史的范畴、文化的范畴，更是时代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或者说新安医学在当代的发扬光大，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