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医史研究处于令人尴尬的状态， 学界 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文献考证， 而对真正的医史研究 却无暇顾及。 李建民教授评价这一现象 “严格来说， 这是治医书而非治历史” [1] 。 继而韩启德副委员长感 叹 “流传于世的医史寥若晨星” [2] 。 究其缘由， 或许 是源于医史研究的动力、 史料和方法的缺乏， 从而 导致医史尤其是上古先秦医史研究的滞后。 医史研 究不同于临床研究， 既没有立竿见影的医疗效果， 也 没有救死扶伤的职业荣耀， 对于应用学科的医学来 说， 这无疑是个冷门； 再加之上古先秦医学史料相对 匮乏， 研究方法固守传统， 故而少有问津， 使得医史 研究陷入了困境。 本文拟从医史研究的动力、 史料 和方法出发， 提出破解这个难题的一点看法， 请学界 指正。
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动力
201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 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发表演说： “中医药学 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 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 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 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 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 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 有积极意义” [3] 。 国医大师孙光荣在解读习总书记的 “中医观” 时提出， 中医应当改变效仿西医之现状， 研究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4] 。 韩启德副委员长在《中国 医史》再版序言中提出 “对于中国医学界来说， 关注 医学史不能仅仅关心现代医学史， 而同时应该回到祖 国传统医学的源头去寻找我们的根” [2] 。 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国传统文化” 和 “中医药” 重要论述的学习， 使我们清晰感受到， 中 医药包括中医药文化和中国医史的发展问题已经进 入国家顶层设计的架构中， 在国家层面已经给予了 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支撑， 剩下的就需要我们踏踏实 实的付诸实践。 新时代的开启为中国医史的研究发 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动力。
跨学科视角在医史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医史研究因受制于史料的匮乏， 一般研究 范围局限在文献学领域， 近年来开始向考古学领域 延伸。 韩启德副委员长曾感言 “医学史难写， 因为它 不仅仅是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更是对生命、 生、 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生问题的认识史； 它不仅是经 验的、逻辑的， 同时也应是哲学的、 审美的、人文 的” [2] 。 医史研究不应当局限于文献领域， 也不应局 限于史学和考古学领域， 而应当回归其人文本质。 《黄帝内经·素问》第十二篇 “异法方宜论” 关 于传统医学五大疗法起源的论述， 历来被认为是因 地因人制宜的治法体现。 主流观点认为是 “五行数 术的产物， 五方不能与当时中国具体范围一一对号入 座” [5] 。 故而学界对 “五方” 普遍持否定态度。 这一方 面是受到了传统 “汉族中心” 历史观的影响， 另一方 面也是受到近代 “疑古” 思潮的左右。
转换视角看问题， 笔者发现若以上古先秦古人 的视角看待 “异法方宜论” 的五方起源， 则是完全真 实可靠的 （见图1） 。 故而笔者意图突破传统观念， 使 用跨学科方法， 多角度立体的对 “异法方宜论” 进行 研究， 以期弥补史料匮乏的缺憾， 从而拓展新的研究 领域。 笔者经深入研究， 提出 “异法方宜论” 的五方 起源， 不但是传统医学因地因人制宜的治法体现， 而且揭示了中国上古先秦医史的本来面目， 可以称得上 是最早的医史记录。 下面笔者将逐一对所涉相关学科 及其在上古先秦医史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1. 文化区系理论与医学的地域文化 上世纪八十 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突破传统思维定式， 首先 提出了 “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 理论， 将中 国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 六大区域的划分有其各自 的文化渊源、 特征和发展道路， 区系间发展并不平衡 且相互影响， 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黄河流域是中华 文明的起点， 向四周扩展的中华大一统观念 [6] 。 李学 勤先生以 “诸侯列国之官学” 理论， 将东周列国划分 为7个文化圈： 中原、 北方、 齐鲁、 楚、 吴越、 巴蜀滇 和秦 [7] 。
中国医史研究首先需要破除“中华大一统观 念” 的桎梏。 “王官之学” 包含上古先秦医学， “诸侯 列国之官学” 包含地域性医学， 但先秦战乱与秦汉集 权导致地域性医史资料的大量灭失， 自司马氏作《史 记》时已无迹可寻。 可喜的是成书于先秦时期的《黄 帝内经》仍保留着上古先秦医学起源的记述， 故此在 “地域文化” 和 “文化区系” 理论的指引下， 我们有 必要重新审视 《黄帝内经》医学起源 “五方论” 的记 载， 有必要重新认识传统的上古先秦医史。
2. 以历史地理学为研究视角的中国医史 在众 多复杂的历史地理信息中就包含着医史与时空的关 联关系 [8] 。 《黄帝内经》 “异法方宜论” 医学起源的五 方论， 若以先秦古人的视角来看待， 则展现出历史的 真面目。 “五方论” 的历史时间坐标上自太昊伏羲， 下 至先秦两汉； 地理空间坐标则覆盖了整个中华大地， 指向东、 西、 南、 北、 中 “五方” 。 医学五方起源的记 述真实可靠， 五方的族群依据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 自然气候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 对人体生理和疾病的 影响进行总结， 从而发明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治疗 方法， 并经历代圣贤的整理提高成为地域性通用医 术。 医学起源与地理空间的关联关系， 是历史地理学 和 “异法方宜论” 研究的重点， 切不能因不了解古人 的时空观， 就武断否定 “异法方宜论” 的真实性， 更 不能因传统将其视为治法原则， 就忽视了其医史记 述的真实面目。
3. 以超越区域史为研究视角的中国医史 陈春 声教授主张， 区域的范畴是流动的、 无界的， 不是历 史学家画出的范围， 而是在历史活动中以人的思想和 他们与生存环境的互动为中心， 形成的地理界线。 超 越区域以区域社会史的整体性、 综合性思维模式进 行研究才是研究区域史的真正视角 [9] 。 台湾历史学家 杜正胜教授主张开拓 “作为社会史的医史” 研究领 域， 作为社会史的医史， 侧重的是医学与历史、 社会 和文化的关联 [10] 。
传统医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是单一的， 通史性 的研究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 以超越区域的区 域社会史为视角， 研究中国上古先秦医史是今后的 发展方向。 笔者在研究 “五方” 之 “中央” “导引按 蹻” 时， 发现位于淮河流域的殷商宋陈文化， 传承繁 衍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道” 文化， 并以此推动 了传统医学理论 “气论” 和 “导引按蹻” 疗法的发展 演进。 淮河宋陈文化就是上古先秦区域医史人文的 典型代表， 深入探寻宋陈文化与中国医史的关系， 打 开了研究上古先秦医史的崭新领域。
4. 以科技史为研究视角的中国医史 自李约瑟 博士将中国医史纳入科技史研究范畴之始， 就出现 了两个方向的发展轨迹： 科技和哲学， 这一分化恰恰 反映了中国医学的科技与哲学的双重属性。 《黄帝内 经》 “异法方宜论” 记载的医学起源五方论与上古先 秦科技的发展具有密切联系。
4.1 “北方艾灸” 艾灸或许源自于上古北方萨 满的取火装置——冰台， 萨满巧妙的利用了艾草的易 燃特性与冰面的透镜原理， 通过太阳取得天火； 同时 北方取暖设施 “火炕” “火墙” “炙地” 的考古发现也 反映出传统 “灸焫” 疗法在北方的普遍应用。
4.2 “东方砭石” 东夷部族， 5 000年前进行的 东方第一开颅术及其以 “砭石” 为主的手术器械和 5 000年前已经成熟的酿酒术及其发展出的消毒、 麻 醉方法， 都展现了砭石与东方的密切联系。
4.3 “南方九针” 青铜医疗针具的锻造技术或 许与吴越族群青铜剑的锻造技术有关联， 从南方铜 矿和辰砂矿的开采历史入手， 拓展了南方医疗器械 的研究领域， 使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南方九针的起源 问题。
4.4 “西方毒药” 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 “大地 湾遗址” 出土的炭化禾本科植物 （俗称糜子）种子和 油菜籽种子， 引发了上古农业种植技术发端于我国西 部的探讨。 农业、 草药与神农的复杂关系将西方与草 药的最早使用建立起了联系。 从科技史角度入手研究上古先秦医史是医史研 究的重要领域。 地域医学的起源与地域性科技的发 展具有密切的关联。
5. 以哲学史、道教史为研究视角的中国医史 探究传统医学与中国哲学的密切联系， 是上古先秦 医史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 先秦道家与道教有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 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均被列入道 教的神仙谱系， 故而有 “医道同源” “十道九医” 的 说法 [11] 。 《黄帝内经》 “异法方宜论” 记述的 “中央” 地区与哲学领域的 “道气” 学说、 医学领域的 “导引 按蹻” 疗法、 道家道教代表性人物之间具有密切联 系 [12] ， 笔者发现 “导引按蹻” 与 “道气” 学说的传承人 物都诞生在 “中央” 古淮河流域， 这一视角的研究极 大的拓展了中国医史的研究领域。
6. 以神话学为研究视角的中国医史 商周之前 是中国的神话时代， 否定神话时代就意味着上古史 没有了依据， 这也是上古医史无从落笔的重要原因 之一。 转机来自于西方神话学的引入， 叶舒宪教授将 西方神话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相结合， 提出 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理论 [13] 、 中国神话历史的多级 编码论 [14] 和中国神话学的 “四重证据法” [15] ， 将解读 神话素材、 重新认识中国上古文化作为文化人类学 和神话学的研究范畴， 极大的拓展了神话学的研究 领域。
上古医史涉及的神话时代的人物， 如伏羲氏、 阴 康氏、 神农、 黄帝、 扁鹊、 彭祖等在以神话学的视角 下， 运用 “四重证据” 进行重新审视， 将极大的拓展 上古先秦医史的研究内容。 当前汉画像石研究就属 于第四重证据法的范畴， 汉画像石与神话学的结合 将在上古先秦医史领域大有可为。
7. 以民族 （族群） 为研究视角的中国医史 中国 众多的神话人物和古代姓氏反映出鲜明的地域特点 和民族特征 [16] ， 这也与中国上古先秦时期的多民族 起源和融合的时代特征相吻合。 在我国民族特指56 个民族， 族群的范畴则相对灵活。 从地域性族群研 究入手探究与医学起源的关系， 拓展了上古先秦医史 研究的领域。
据《黄帝内经》 “异法方宜论” 的记述， 医学起 源与五方族群具有密切的联系。 上古医学的传承和 发展是建立在族群和族群联盟的基础之上， 如东方 之东夷部族与砭石、 南方之百越部族与九针、 西方之 古羌族与毒药、 北方之草原游牧民族与艾灸、 中央地 区融合后的华夏族群与导引按蹻。 民族（族群） 及其 生存环境与民族文化是创立、 传承和发展地域性医 疗技术的土壤， 因此只有在多元、 融合背景下的中华 大地上才能诞生出中国传统的医学文化。
结语
当前中国医史的大篇幅集中在秦汉至民国， 但 这段医史的时间跨度总共不过两千多年， 而先秦之 前近万年的医史绝大部分都是空白， 以现有的文献 和考古资料不足以支撑上古先秦医史。 如何破解这 个难题， 需要我们努力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 既要关 注中医经典文献， 又要勇于借鉴其他学科的优秀理 论和方法， 为我所用。
笔者试图以中医经典文献《黄帝内经》 “异法方 宜论” 关于医学起源于五方的观点为基础， 将医学、 史学、 历史地理学、 科技史学、 哲学、 宗教、 神话学、 历史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方法整 合在一起， 来研究上古先秦医史。 破除 “中华大一统 观念” 的桎梏， 重新审视上古医史的地域性起源问 题。 跨学科的研究思路是创新性思维的基础， 只有 不同领域知识的交融与碰撞， 才能产生宝贵的思想 火花。
虽然现在重构上古先秦医史只是一个设想， 但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 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 和契机， 因此抓住机遇， 迎难而上， 开启上古先秦医 史的重构工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最后借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 匙” ， 而掌握这把钥匙的， 正是我们中医药学人。
参 考 文 献
[1] 李建民.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台北:三民书局,2005:4
[2] 韩启德.医史学对我们的拷问.健康报,2009-07-31(003版)
[3] 杜尚泽,李景卫.习近平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 学院授牌仪式.人民日报, 2010-06-21(01版)
[4] 孙光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熔铸中医观之辑释.中医药 通报,2014,13(5):1-4
[5] 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79
[6]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2-33
[7]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90
[8]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
[9] 陈春声.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 的思考.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论会论文集, 2004:108-124
[10] 杜正胜.从眉寿到长生:医疗文化与中国古代生命观.台北: 三民书局,2005:4
[11] 晓敏,屈小强.道教十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25-127
[12] 张荣明.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21-36
[13] 叶舒宪.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 2012:34-39
[14] 叶舒宪.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西安: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3:17-47
[15]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376
[16] 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5
作者：袁婷 王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