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推论方法。不能仅仅因为自己不懂另一套范式，就说它毫无价值，把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看作绝对的标准本身。
前几年在国内发生过一场有关中医的争论，中心问题是中医是不是科学。有人认为中医不符合科学的标准，要予以否定。有人认为中医应当科学化，这才是拯救中医的唯一出路。还有人认为中医应当加以保护，但没必要非得给它戴上“科学”的桂冠。由于近现代科学在各个领域中表现出的令人信服的力量，“科学”这个词已经常常被用作为“正确”或“合理”的同义词。而“不科学”也等同于“错误”，甚至是“没有价值”。
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对任何科学体系不迷信
“科学”指的是从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科学体系，包括它对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往往以公理的形式被确认的）看法、它所遵循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及它对真理的最基本的检验标准。
“科学”还有另一个含义，指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孜孜不倦的求真知的活动。科学是无止境的。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科学活动中，没有任何一个科学体系可以宣称自己已经达到了终极真理。
对“科学体系”与“科学活动”这二种概念缺乏明确的区分，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上产生了混乱。例如任鸿隽、冯友兰等认为中国向来无科学，有些人如李约瑟却又认为中国古代有着辉煌的科学成就，只是在理论科学上相对落后。前者讲的是中国向来无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而后者讲的是中国古代有着辉煌的科学认知和技术活动。
其实，近代科学体系是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科学活动的结果，才使它得以冠上“科学”的美名。一旦它自封为检验其他体系“是否科学”的标准，它就违背了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从而把自己放到宗教信仰的位置上去了。可以说，科学精神本身就要求我们对任何科学体系都不迷信。
近代西方科学体系与中国传统医学
近代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之一，是西方原子论式的现实观。这种本体论的观念认为所有的事物均有一独立自存的、可以用概念去把握的本质，因而可以不依赖它与他物之间的关系而被理解。
这种理论原子论的思想方式，在医学上容易导致把人体当作一架精致复杂的，由细胞、神经等等作为基本部件的机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就会专注于人的生理的、细胞学的机制，从而忽视包括精神在内的整体的人，以及个人和家庭、社会等等的联系。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则体现了“整体论”。中医的基本理论概念，无论是“阴阳”、“五行”、还是“气”，都蕴含着把人看作一个整体，一个和包括气候、季节、乃至社会环境在内的世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纽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讲究辨证施治，从整体上考虑健康问题，从“本”上来排除病因。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心灵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截然分割。人不是被看成纯意志决断的主体，物也不是无价值无目的的操作对象。
中医的病理学理论把喜、怒、哀、乐、悲、恐、惊作为导致疾病的七个内因而与风、寒、暑、湿、燥、火六个导致疾病的外因并列，而且发现了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怒伤肝之类的联系。因此中医往往会超出对病人的生理状况的关注，而注意到病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并将它们也看作整个人体健康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把正心看得比外在的药物和针灸治疗更加重要和根本。唐朝儒医孙思邈指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这些思想都不仅把包括心在内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待，而且更进一步把个人的健康和社会、与国家社稷的兴衰联系起来了。
西方近代科学有强烈的还原主义的倾向，把各种现象全部归结为物理现象并量化。自然的整体在公式化的过程中被过滤、拆卸、成了失去感性光辉，失去整体性的符号系统。人们对世界不再追求理解和解释，公式成了理论的全部内容。
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医学很容易把人看成符号和数据，而不是活生生的，有情感、思想，有家庭、有社会关系的人。那把人当作人来看待的要求，被看成是医学伦理的要求，而不是与医学实践有任何内在关系的部分了。医学诊断相信的是检测到的数据，而不是病人自己的感受。
而与此相对的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生机论模式的（Biogenerative model）。 按照这个模式，每个事物都有它内在的“性情”，都有其无法归原为数量的特殊性，而且每个事物都与环境构成特殊的关系，离开这些关系就没法对一个事物有恰当的理解。反映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上，就是中医的尊重个体的特殊情况，通过调节人的各方面的机制，达到内在和外在的和谐，而不是从外部去摆布对象的治疗方法。其方法不仅包括中草药、针灸、推拿，还包括心理咨询、社会关系的调节，甚至包括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诚”那样的修身方式，从而达到“化”（transformation）的目的。
近代科学的另一哲学基础，是实证的经验主义。不但是只能由感官所直接或间接观察得到的才被看作有认知价值，而且观察所得来的材料只有具备可重复性的才被算作科学知识。每个个体只有它的可被经验重复观察到的方面才被纳入认识范围。这样的要求当然是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为了保证得到的结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但是如果要求经验的材料必须是所有的人都能观察到的、是可以重复的，那就把经验的范围大大缩小了。
不应把近代科学体系原则绝对化
有些现象很可能是要训练有素的人才能觉察到的，由于事物的广泛联系、千变万化，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是可以严格地被重复的。所以，可重复性的要求本身是建立在把事物孤立、片面地看待的形而上学之上的。与物理状态相比，心理状态和社会条件显然更加难以重复，难以放到实验室里进行验证。
如果在要求可重复性时不对更多的变量予以考虑，要求中医只看某些症状，做成片剂或者针剂的中成药，那就无异于要求中医放弃自己的特长。
我一个朋友在美国从事中医治疗帕金森氏症的研究，医院规定她不准对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方子，理由是这样就没法统计其疗效！这个理由，在近代科学体系的框架里来看，固然很“科学”，但把该体系的原则绝对化，否认每个事物的特殊性，按蒲辅周的话来说，“执死方治活人”，是否符合科学精神？
中医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推论方法。不能仅仅因为自己不懂另一套范式，就说它毫无价值，把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看作绝对的标准本身。中医要么就被看作不科学、伪科学，要么就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成为“拼接在西方现代临床医学上的‘文化补丁’”。
在这种框架下的“中医科学化”，中医没法不变味，没法不被“科学”所肢解、改造。这样的科学化道路会严重阻碍中医的科学化！中药很可能就不适合仅仅用植物化学方法来研究，中医的临床效果也很可能本质上就不适合仅仅靠统计指标来衡量。
整个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都需要区分上述两种科学概念。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近代科学体系的特长，另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科学活动不应当把近代科学体系奉为圭皋，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而这正是科学精神所要求的。
现代科学体系在科技方面的成功，也使它具有很大的杀伤力。现在很多人文学者在批判现代主义、科学主义的时候呼吁要重新建立人文的维度、价值的维度，以控制盲目的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但在科技的巨大的物质力量面前，这样的呼声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以人为本”的思想超出了近代科学体系的追求所谓与价值问题无关的纯客观知识的目标，也有别于近代技术以效率或财富的增长为本的思想。“全面、协调、可持续性”要求我们以整体论的思想方法、以生机论模式的因果观以及追求和谐的理想去指导各方面的发展。近代科学体系的还原主义的倾向，决定了它很难突破原子论的局限，在自身中真正发展出整体论的思想方法。 本文摘自《哲学分析》(倪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