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让世界认识中医药
今年国庆期间，一个巨大的喜讯从瑞典传回——由于发现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与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成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科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是中国科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
诺奖让中医药科研成果获得国际最权威的认可，也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青蒿素的研究上来。而这背后，蓄积的正是中医研究院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奋斗历程。
1968年，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应越南所请，中国出于战备需要，由中医研究院牵头，联合山东、云南、广东、上海等省市的医药研究单位组成“523”小组，开展全国性的疟疾防治药物协作研究。
自1969年起，时年39岁的屠呦呦正式加入“523”项目，担任以中医研究院“抗疟中草药研究”课题科研组组长。由于参加过西学中的学习，屠呦呦拥有扎实的中西医药学功底，因此她带领团队从本草研究入手，科研小组广泛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查阅群众献方，请教老中医专家。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在此基础上精选编辑了包含640个方药的《抗疟方药集》，并以“中研院革委会业务组”的名义油印成册，于1969年4月送交全国“523”办公室，以给相关单位参考。
“在那个年代不会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都是集体共同奋战。”屠呦呦回忆说。
此后，屠呦呦带领的课题组对200多种中药的380余种提取物进行鼠疟筛选，但均未获满意结果。后集中于中药青蒿上，特别从《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得到启迪，通过对确定其正品、药用部位、采收季节，尤其是提取方法的反复研究，终于在1971年发现中药青蒿叶子的乙醚提取中性部分（简称“醚中干”）对疟原虫有100％抑制率；1972年夏，经批准试用于30例临床，全部有效。
“当时科研设备条件差，我们团队只好买来几口大缸用酒精包括后来的乙醚泡植物，再回收液体进行实验。实验从老鼠做到猴、狗、人。但是还有很多质疑声，我就带头和几个同事一起，在自己身上实验。”屠呦呦印象中，队员们都是日复一日的在小平房里加班到深夜，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想着报酬，正是那份科学家对科研的热爱支撑着他们走向成功。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中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一类新药证书。1973年为确证青蒿素结构中的羰基，又创制了在青蒿素结构中引入羟基的还原衍生物，即双氢青蒿素。1992年“双氢青蒿素及其片剂”获一类新药证书和当年“全国十大科技成就”。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类为主的复合疗法（ACT疗法）向所有疟区国家推荐作为疟疾的首选方案，2010年全球采用ACT治疗的约1.8亿人，治愈率达97%。
可以说，青蒿素的发现是发掘研究中医中药的成功典范，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给毛泽东治好白内障的
中医手术
1974年，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因患白内障已经几近失明一年多了。而人们过了很久都不知道，在为了给毛泽东进行白内障手术准备期间，中西医学进行了一次“大比武”。最终以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唐由之领衔的中医手术方法赢得了认可，由唐由之及助手高培质为毛泽东完成了手术。
开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党中央，对待白内障一直采取保守方法。影响毛泽东白内障手术的，主要是他患有慢性肺心病和咳嗽。当时西医进行白内障手术有4到6毫米的切口，术后还要缝5针，无论术中还是术后，如果咳嗽厉害了，缝合处有可能开裂。因此在回答为毛主席手术成功的把握时，西医只有85%。
而中医用针拨术治疗白内障需要几分钟的手术时间，切口只有1.8至2毫米，无需缝合，更适合年老体弱的患者。这是自1959年起唐由之从《眼科龙木论》等中医典籍中寻找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方法。经过大量的动物实验、尸体解剖和临床实践，突破了西医在“睫状体平坦部”不动手术的禁区，发展创新了传统“金针拨障术”“针拨吸出术”和“白内障套出术”，研究并发掘出来的“白内障针拨术”，保持了拨针术的主要优点，扩大了适应症。
尽管截至1974年，唐由之已经成功地帮助6000多名患者重见光明，但他仍然不敢在毛泽东的手术前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在回答中医用针拨术给毛泽东治疗成功的把握时，唐由之的回答也是85%。
到底让西医还是中医给毛泽东做手术，中西医专家们开始了“比武”。中央组织考察了中西医进行白内障手术后病人的伤口愈合情况、复明情况及身体的各项反应，根据跟踪考察比较的结果分析，并考虑到毛泽东自身咳嗽不止的病情，党中央决定把毛泽东的白内障手术交给了唐由之。
基于毛泽东自身咳嗽不止的病情，以及中西医两种手术的对比和分析，党中央经过再三研究，把毛泽东的白内障手术交给了唐由之。
唐由之不负众望，巧妙地说服毛泽东同意手术。1975年7月23日，经过10个月的精心准备，唐由之用“金针拨障术”不到10分钟的时间，便使毛泽东的眼睛成功复明。
在此前后，唐由之还用类似技术为柬埔寨宾努亲王、朝鲜金日成主席和印度尼西亚瓦希德总统成功施行了白内障手术，使他们的眼睛得以恢复光明。
“金针拨障术”和“白内障套出术”的发掘、创新与运用，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的典范，它使古老的中医眼科理论和传统技法在新中国发扬光大，使中医学蜚声国内外，为保护人类视力健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风靡美国的针刺麻醉技术
针灸可谓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先锋，目前已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而针灸走向世界，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随团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得了急性阑尾炎，经药物麻醉后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术后第二天，他又因腹痛接受了20分钟的针灸治疗缓解疼痛，自述效果非常好。基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地提及此事。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陪同他观看了针刺麻醉下进行甲状腺切除手术，纪录片《尼克松参观针刺麻醉》记录下了这些镜头；同时，基辛格、黑格将军也目睹了针刺麻醉下实施肺叶切除手术，并为百思不解的针灸麻醉所倾倒。
有意思的是，尼克松访华期间，我国政府除了向美国人民赠送了大熊猫“兴兴”和“玲玲”等国礼之外，还有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尼克松回国后，美国很快就出现了“针灸热”。
事实上，几千年来中医已经积累了针灸治疗各种痛证的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客观评价和科学认识针刺麻醉，我国科学家对针刺麻醉的作用机理进行了长时期、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研究。
从1958年开始，上海、西安的有关医疗单位率先开展研究，应用针刺麻醉配合西医手术。197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首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将针刺麻醉术成功地应用于外科手术，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
同年9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医研究院调集针灸研究所和经络研究所的相关人员40多人，重新组建起针灸经络研究所，与当时隶属于中医研究院的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及其他西医医院协作，共同开展针刺镇痛的研究。
中医研究院还与北京同仁医院、协和医院、保定地区第四医院合作，观察针麻手术过程中肌电、呼吸运动、呼吸流量、血管容积、脉搏波等指标的变化与患者主诉疼痛的程度及关系，初步观察到肌电波幅、呼吸频率、呼吸流量大小等变化均与疼痛有着密切关系，可以作为疼痛反应的客观指标。
随后，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团队们用电生理学的方法，研究大脑皮层在针刺镇痛中的作用；用生物化学的方法，研究脑内单胺类物质在针麻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同时，采用组织化学方法，探讨交感神经肾上腺素和胆碱在针麻镇痛中的作用机制。针麻镇痛效应外周机制的探讨，克服了技术方法上的许多困难，证明不同频率的电针对外周镇痛具有一定的效应。此外，还开展了针刺克服内脏痛与内脏牵拉反应机理的研究。
通过系列的实验与临床研究，初步观察到针刺镇痛与脑内某些单胺类物质的含量变化有关，大脑皮层参与了针刺镇痛过程。
中医药传向世界的中坚力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学术交往大为减少。但由于中医药显著作用及良好的疗效，仍然受到国际友人的重视。中医研究院继续担负起对外交流窗口的角色，出色完成了各项历史任务，成就斐然。当时，周恩来总理委派了不少著名老中医出国为友好国家的元首、公主治病，并派医疗队到阿尔及利亚、马尔他等国家开展医疗援助工作。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卫生部以中医研究院为主，组成中华医学会中药针灸医师代表团，应邀参加日本东洋医学会和日本针灸学会年会。
1974年，中医研究院曾接待美国首次来华的中草药考察组，塞浦路斯、墨西哥医学代表团，罗马尼亚考察团，匈牙利、波兰针灸考察团，日本、越南中医药学习团。共接待来自智利、南斯拉夫、刚果、英国等4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67批，354人次。同年，中医研究院派人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国际肿瘤讨论会等。通过以上相互学习交流，扩大了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
1974年，根据国务院科教组的通知，中医研究院举办了第一期外国留学生班，学员主要来自越南、加拿大等国家。此外，中医研究院还为朝鲜、老挝等发展中国家培养了留学生和进修生。
自1975年4月23日，根据卫生部、外交部等要求，并经国务院批准，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由中医研究院举办的“第一届国际针灸培训班”正式开班并招收第一批外国学员。
“国际针灸培训班”通过联合国多边援助途径，有规模、有计划地集中培训外国学员，向全球传播中医针灸的理论知识和治病技能，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的工作，对世界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建院初期，中医研究院就开展了以针灸为主的对外培训工作。20多年后，中医研究院对外培训依然保持着自身的优势，对国外中医药和中医针灸的研究者、临床工作者和爱好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受国家委托，自1975年以来，中医研究院先后举办了20期国际针灸培训班和4期中医骨伤培训班，为80多个国家培训了400多名针灸、骨伤科人才。他们回国后，成功开展中医针灸、骨伤科方面的临床工作，受到本国人民的欢迎，推动了中医学术在国外的传播。
编撰《全国中草药汇编》
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6·26”指示后，全国各地发掘和利用中草药防治疾病出现了很多新的成果，各地应用的中草药达3000种以上。但由于使用经验不同，药名不统一，不便交流和推广。
1971年2月，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关于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情况和五年规划的报告”，提出了编写出版《全国中草药汇编》的要求。
因此，在卫生部的领导下，由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北京生物制品检定所3家单位负责主编，协同天津、黑龙江、辽宁等9省市的有关单位，用3年半时间，于1975年编写完成《全国中草药汇编》一书，同时还完成了《全国中草药汇编彩色图谱》。该书的编撰是新中国首次集中全国中药研究领域的优势力量，有组织地大规模发掘、收集、整理与研究传统中药知识，使中药学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全国中草药汇编》正文收载中草药2202种，附录1723种，连同附注中记载的中草药总计4000余种；《全国中草药汇编彩色图谱》选收中草药彩图1156幅。正文中每种中草药均按正名、别名、来源（学名及药用部分）等项顺序编写。
《全国中草药汇编》及《全国中草药汇编彩色图谱》的编撰，对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进一步发掘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更好地为人民防病治病服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