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诊治的核心内容是辨证论治，而仅就中医本身的传统而言，辨证论治也是与辨病相结合的。从历代中医著作中可以看到庞杂的病名系统以及很多因病而设的方法和方药，反映古代医家以“病”为纲研究疾病实质，进而把握共性，探索规律。西医传入之后，中医强调辨证论治为特色，同时，融会新知，创造出一种新的临床诊治模式，即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模式。
中西医比较，各有其长短，互有优劣。中医、西医均有“病”的概念，而“证”则是西医没有而中医特有的概念，而且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所表现出来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具有明显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
195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暴发“乙脑”，正当西医束手无策之际，卫生部组织中医防治医疗队，在“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采用白虎汤加味治疗，辅以西医急救措施，取得显著疗效。1956年，北京“乙脑”流行，开始亦以白虎汤为基础方，疗效不佳。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著名专家蒲辅周指出症结所在，此时气候湿热，宜加燥湿之品，遂以白虎加苍术汤为主，用于临床，疗效甚佳。至此，中医“同病异治”精髓得到充分的彰显，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精神得以酣畅展现，“辨证论治”特色大放异彩，成为中医诊治的灵魂。从此，中医界开始强调，临床必须遵循“辨证论治”，不能按照“一病一方”的思路机械套用。
中医学界开始按“辨证论治”思路，构建其体系。1957年，秦伯未在《中医“辨证论治”概说》中总结辨证“三步骤”，即：先把整体分为上下、中外几个部分，再将内脏和经络分成若干系统，然后按病态分为若干类型。
1960年，中医学院第1版统编教材问世，突出“辨证论治”特点，这一特点在后来的教材中逐渐得到彰显。1964年，第2版统编教材出版，在“辨证论治”条下分列：主证、证候分析、治法、方药，这种编写体例也为后来的统编教材所沿用。除《内经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及《中医内科学讲义》外，“辨证论治”这一特色还被推广并贯彻到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及针灸学等统编教材之中，使临床各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此为主轴得以系统化，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当时研究发现，中、西医病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西医病包含疾病的病因、病位、病变器官的病理变化、整体机能的反应状态、病程演变的阶段和预后等多方面内容。因此，在辨证论治之前，了解上述情况，对中医临床诊治颇有帮助。进一步研究发现，单纯西医辨病、单纯中医辨证都有局限，应当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因此这一时期基于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新的诊疗模式就被确立起来了。
1973 年，沈自尹在《新医药学杂志》发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初步途径》一文，首次依据大量临床实例和科学实验指出：对于某一个病种或某一个病人，深入了解其病因、病理、生理、生化的特殊变化以及疾病发展中的证型演变，从中西医角度辨别剖析，在病与证处找结合点，取长补短，明确现象与本质，或舍病从证，或舍证从病，病证互参，提高临床诊治水平。自此以后，《新医药学杂志》陆续发表了讨论“辨证和辨病相结合”的文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逐渐成为中西医结合甚或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模式。
总之，中医辨证论治模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古今医家经过漫长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索总结出来的，但作为中医学特色是这一时期明确提出来的。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临床诊治模式，比单纯西医辨病更具优势，但仍然有待完善。应当指出，中医固有的辨病与辨证结合模式仍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