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人要有坚定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临床，中医的生命力深深根植于临床。要充分认识中医特色和优势，并努力发扬，中医才会真正强大。其中最重要的是关注人才培养，在要求社会认可中医之前，先要有好的教育系统，有真正可用的人才。将传统的师承教育与大学教育有机结合，既可全面学习现代医学知识，又能以中医思维为主导开展各项临床及科研工作。中医要发展才能更加强大，才能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刘祖贻，1937年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42年入私塾，1950年随父亲刘永康临证学习。1952年考入安化县萸江中学学习。1955年春毕业返乡，联络同仁组织了安化县龙塘区中心联合诊所，兼任主任。次年被保送至常德地区中医班进修半年。1957年考入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后历任该所临床研究室、理论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职。1984年，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升格为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任院长至退休。
•他5岁入学，13岁开始学医，16岁独立接诊至今不曾脱离临床，是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传承300余年家学，临床思路广阔，不循常法，匠心独运，医术高超，待病人“皆如至亲之想”，“一心赴救”，诚为苍生大医。
•他把握现代医学进展，将现代医学科研成果纳入中医理论体系中，开展创新性研究硕果累累。
•他对待事业锐意进取、全力以赴，抱“入世”之心做事；为官公正严明、两袖清风，为医德艺双馨，以“出世”之心做人。
初见国医大师刘祖贻，老人身形偏瘦，却是鹤发童颜，言语和缓，却反应敏捷，有如沐春风之感。当时正值每周一次的出诊时间，尽管医院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患者数量，但是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实在很多，刘老人又大多不予推辞。所以从早晨八点到下午一点多一直人来人往，中间没有时间停顿和休息，空隙间刘老偶尔喝一口水都显得很仓促。一上午的出诊，刘老已十分疲倦，记者实在不忍再叨扰，所以真正面对面坐下来交流已是两天之后了。
出生世家 师从名医
刘祖贻1937年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刘氏家族。安化刘氏家族以中医、诗书传家已逾300年，至今已相传九代。据族谱记载，家中自清康熙年间起以行医为业，先祖继黄公由儒而通医，后师从吴三桂幕僚“嚣嚣子”，医术益精。《安化县志》曾载：“（继黄公）精岐黄术，施药救人积年弗止，诚一时名士。”
最初的话题是从学习开始谈起的。据刘祖贻的女儿介绍，他5岁入私塾，完成启蒙教育后，即开始学习四书五经。12岁步入岐黄之门。由诵读“四小经典”（《医学三字经》《四言药性》《汤头歌诀》《濒湖脉诀》）开始，继而精读《内经知要》《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经纬》等经典名著。13岁的刘祖贻在父亲永康公的指导下，边临证，边读书。最初为侍诊，即父亲出诊时，他从旁协助，观察并体会诊治方法。由此，来自书本的知识在实践中转化为直观认识，领悟得更加深刻。16岁时，刘祖贻已能够独立应诊。
20岁那年，刘祖贻考入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次年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前夕，时任该校校长李聪甫对他说：“我授课以来，考试从没有打满分的学生，你是第一个。你还如此年轻，将来肯定有出息。”毕业后，刘祖贻分配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工作，拜李聪甫为师，成为李老亲自传授的第一名弟子。后历任该所临床研究室、理论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职。1984年，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升格为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刘祖贻任第一任院长。
李聪甫是中医界屈指可数的大家，对刘祖贻的影响甚为深远。他是幸运的，不仅继承了刘氏家族300余年的医脉，而且又经过学校的学习，有了系统的根底，又得遇名师口传心授，还经常与一起共事的刘炳凡、欧阳锜等名老中医切蹉医理，研讨学术。其学术水平迅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渐至成就一代名医。
1991年，刘祖贻成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是500名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中医界称他是年纪轻、辈分高，也是由此而来。每有学生向刘祖贻请教如何能学好中医，刘祖贻都会坚定地说：“首先要相信中医，要多读书，反复读书，还要不脱离临床，多实践才能真正理解中医，才能有自信。”
刘祖贻笃信中医，强调学经典、学国学，认为这两者是学习中医的根基所在。但他并不因循守旧，指出中医学从来就不是封闭的理论，而是开放的体系，是在不断汲取新的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当然，吸收先进科技成果前提是要有坚实的中医学基础，只有如此，才站得稳、立得住。不要惧怕所谓的“异化”，而要汲取新学为我所用，使自身不断得以发展壮大。
重视临床 医术高超
刘祖贻十分欣赏陆游的两句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说，只有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才能将书本知识、前人经验变成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在刘祖贻任职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的时候，立下一条规定，要求医院所有岗位工作人员均不得脱离临床，他坚定地认为中医不存在单纯的理论研究，一切都要在临床的基础上进行。这条规定沿用至今。
刘祖贻临床思路广阔，医术高超，精于辨证、识证，诊治过很多久治未效的重症。如曾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会诊一例重症药物性肝炎患者。该患者用抗结核药后短期内黄疽指数迅速升高，虽停药后经护肝降酶等治疗，指标仍居高不下，医院连下两次病危通知。会诊时他详查四诊及病史，发现患者虽面色黧黑类于阴黄，但舌暗红、苔白腻，故仍辨证为阳黄，但湿重于热，遂处以茵陈四苓散，用大剂量赤芍。患者服药7剂后，黄疸指数即明显下降，后坚持中药调治，数月而愈。
对久治不愈的疑难病证，刘祖贻不循常法，匠心独运，自出机杼。如治疗银屑病、面瘫、慢性荨麻疹等，用大剂量活血化瘀之药，疗效甚佳，此亦治风先治血之意。又如治疗化疗所致白细胞减少症，少用补剂，而重施排毒之品，取效甚捷。他常言，中医用药之妙，亦在于剂量把握。今人用药剂量多偏低，多因误于“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可也”之说。如杜仲可降血压，但须用至30克才有效；癌性疼痛，用吗啡难以缓解者，用大剂量三七、延胡索常有意想不到之效。再如中药的双向调节作用大多与剂量有关，如黄芪小于20克时升压，而达30克时则可降压，故中风可用补阳还五汤治疗，无需因患者血压高而怯用大剂量黄芪。但刘祖贻同时强调，并非药物剂量越大效果就越好，关键在于药证相符及药物的配伍恰当。如曾治一气虚病人，前医用黄芪50克，反而气少神疲、昏昏思睡，然于方中加入白参10克，遂解此弊。
刘祖贻临证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顾护脾胃。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强调升脾阳，李聪甫继承了这一思想，而他则尤重视脾胃运化功能，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其所有功能的实现均以脾运胃化这一职司为基础，故此提出“理脾胃关键在于助化，畅元真气阳主用”，形成了“杂病和中”的学术特色，看他的处方、医案，时时体现了这一学术思想。曾诊治一肺结核病患者，用抗痨药物后致药物性肝炎，西医束手无策。察其纳呆、便溏、形削骨立，此脾虚已极，故用补土生金之法，不治结核而结核竟愈。对肿瘤不能手术化疗的患者，常主留人治病。如治一肺癌多处转移患者，因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而终止化疗，医院告知仅能生存1个月，举家徬徨。急求先生诊治，视其面暗黑无华、神疲乏力，治以健脾助化为主，渐纳开神旺，形体丰腴，至今已数年，病情稳定。
融会新知 开拓创新
“我一点都不排斥现代的科学技术，西医能用，我们也一样能用。而对于西医，我也一点都不陌生。中医不能自我封闭，更不能排斥新的事物。”刘祖贻不仅善于继承前人学术经验，亦注重融会新知。他思维敏锐，在学术研究中敢于创新，不落窠臼，不盲从，主张“西为中用”，及时把握现代医学进展，将现代医学科研成果纳入中医理论体系中，开展创新性研究。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敏锐地关注中医免疫学这一新兴学科方向，从免疫调节的角度，对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器官移植排异等开展临床和实验研究。他提出，无论是扶正还是祛邪的中药，多有提高免疫或抑制免疫的双向作用。他采用排毒法治疗化疗所致白细胞减少症，调节免疫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甲状腺机能亢进等，均取得满意疗效。
上世纪80年代，刘祖贻为研究生讲温病学，在编写教材之时对温病学说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颖、独特的见解，如他认为温病学说起源早于伤寒学说，指出《黄帝内经》明确提出温病的病名，而无伤寒病名。《素问·热论》所言“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后世认为此处所言伤寒为病名是错误的，实际上应是病因。此后，由于《难经》“伤寒有五”之说，将温病置于伤寒之内，造成温病学说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在伤寒体系中发展，直至唐宋时期才开始分化，至明清才完全区分开来。刘祖贻不仅在温病学理论研究中有非凡建树，在临床上亦擅长治疗温病，曾于2003年任湖南省防治“非典”中医专家组组长，被省政府荣记一等功。
刘祖贻提出以“六辨七治”为主体的脑病辨治体系，在多种脑病的中医诊治方面经验独到，并组织学生编撰《神经系统疾病的中医辨治》。上世纪80年代，对老年性痴呆、抑郁症、癫狂、癫痫、头痛、眩晕等疾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良好疗效。如老年性痴呆为老年人常见疾病，但治疗取效较难。通过反复临床摸索，他发现用益气温阳补肾法治疗老年性痴呆疗效较好，许多患者经过中医治疗后智力衰退明显减缓，近事遗忘显著改善。刘祖贻以此为基础开展的“益气温阳法对中枢神经递质平衡调节作用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有关研究成果揭示出了中药的部分作用机制。
由于刘祖贻在中医辨治脑病及杂病等方面颇具特色，弟子周慎总结其学术经验，论文被选载入《中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集》中。因其对中医学传承做出的卓越贡献，湖南省政府给予记三等功。此外，刘祖贻还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课题10余项，研制开发中药新药固表防感冲剂、复方黄参片、昇力合剂等新药，并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0余项。其中，以黄芪为主药的固表防感冲剂，对体虚感冒、感冒初起及预防感冒有良好效果，曾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热爱中医 励精图治
刘祖贻本着对中医的热爱，十分关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省里大多数县市都有中医院，但大多为集体所有制，规模小、设备条件差，而县人民医院多为全民所有制，基础条件优于当地中医院。刘祖贻3次面见时任副省长王向天，反复陈述落实中医政策应当中西医并重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提出尽快将中医院改为全民所有制，以保存地区中医力量。他的建议终被采纳，这让全省各地中医院的建设纳入了国家计划，与西医人民医院享有同等地位，为中医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93年，刘祖贻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参加第一次全会时，得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可能在被精简之列，十分焦急，遂连夜会同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的高德约会董建华常委，请其牵头提交保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提案。
刘祖贻在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任职十余年间，锐意进取，励精图治，将研究所升格为计划、财政单列的正厅级科研事业单位。对研究院的发展，他提出“以科研为主体，临床研究与新药研发为两翼”的全面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研究院得到迅速发展，建设了南北两院，成立附属医院及基础、临床、药物、信息四个研究所。他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积极推进科研院所社会化、市场化转型，使中医临床研究与新药研发齐头并进，屡创佳绩。当时湖南省80%以上的中药新药为研究院研发，包括多种市场热销产品如古汉养生精等，极大地推动了湖南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研究院的全面发展得到多方面认可，该院相继成为国家中医药七大科研基地之一、湖南省首家卫生部临床药理研究基地、国家中医药文献信息检索中心湖南分中心，其附属医院被评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研究院在全国中医药科研机构综合评比中名列前茅。
“入世”做事 “出世”做人
刘祖贻为人豁达大度，勇于任事，且宽厚仁慈，乐于助人。他常言：“医为仁术，医道即人道，怀博爱之心，精研医术，方可以为医。”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得病人爱戴，慕名前来求诊的患者甚众。如今刘祖贻已年近八旬，依然坚持每周出半天门诊。2013年，在院方领导的多次要求下，刘祖贻勉强同意将挂号费由50元涨到100元。当记者问为什么不同意挂号费涨价时，刘祖贻目视远方，喃喃道：“很多老患者，来的次数明显少了，不是我看好了他们的病，是贵了，来不起了，我对不住他们。”
考虑刘祖贻年高，医院采取限号等措施，但患者仍应接不暇，半天时间常需诊治30余人次。来诊病例各科杂症均有，且多为久治不效的疑难病症，辨证用药颇费心神，但他对每位患者都细心询问病情，仔细斟酌处方，力求取得满意疗效。他体恤病人疾苦，处方力求价廉而效宏；考虑患者挂号困难，有时会开具两张处方，一张治疗急症，一张调治之用；有时患者远道前来求治，到达诊室时已近下班时间，即使这时他已十分疲倦，仍为患者悉心诊治，待病人“皆如至亲之想”，“一心赴救”，诚为苍生大医。
刘祖贻淡泊名利，常说做事要有“入世”之心，做人更要有“出世”之态。在工作之初，他不问回报、职位，全心投入临床、科研工作，并数次因不舍临床、科研而放弃升职机会；从事管理工作后，工作重心转为单位建设，但仍是一心为公，矢志不移地推进单位发展。可见，他对待事业锐意进取、全力以赴，是抱“入世”之心做事；为官公正严明、两袖清风，为医德艺双馨，是以“出世”之心做人。到今天，家里家具摆设，都是20多年前单位分配的，没有用坏也没有更换。刘祖贻自己觉得“好用，够用，很结实，挺好的”。
“是真名士自风流。”刘祖贻生活简单，粗茶淡饭甘之如饴，不喜欢无谓的应酬，唯好读书、作诗、书法。工作之暇，每以此陶冶性情。2008年，为祝贺湖南省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随口作诗云：“医道政道两相通，济世救人本皆同；燮理阴阳参造化，调和鼎鼐意从容。一路福星回春手，万家生佛治平功；喜看杏林花常好，千枝万朵趁东风。”
如今刘祖贻虽年逾古稀，但仍思维敏捷，更怀赤子之心，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并以“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继续在诊病疗疾、科研探索、传道授业等工作中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