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宇妥雄风，争创世界一流。”是我的座右铭。希望国家推出更多政策扶持民族医药，让民族医药发扬光大。希望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不断建设成为一流的知名医院。我会继续做导师，愿意带徒教他们更多运用藏医药的本领。
占堆，男，藏族，1946年5月生，西藏日喀则人（藏医世家），中共党员，大专学历，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主任医师，西藏藏医学院博士生导师，1996年3月~2014年1月任藏医院院长，现任藏医院名誉院长。1954年开始跟随父亲、叔叔边学习基础课程，边学习藏医理论。1958年进入门孜康藏医药专业学习，1960年留院从事医疗工作。1983年，被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协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1985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边防突出贡献奖”；2010年，被评为首批西藏“名藏医”。
•他根据藏医理论提出“小儿过敏性紫癜”诊断与治疗方法，并制成治疗该病的首选藏药。
•他专注藏医药文献整理、藏药新药开发工作，编著《中华本草·藏药卷》等专著；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十五”攻关项目等重大项目。
•他精于管理，为藏医院发展四处奔走。繁忙工作之余，参政议政，为藏医药发展献计献策。
十一月的拉萨，清晨气温低至零度。藏医学鼻祖宇妥·贡布塑像前，几位藏民手掌合十，虔诚跪拜，哈气不时从他们的指缝中蹿出。
神像后侧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新院被朝阳照得透亮，一串熟悉的步伐轻快走进门诊大楼儿科诊室，医生护士见到他纷纷弯腰示礼，患儿家属从远处望见他不觉眼前一亮。扶手、切脉，他对孩子们的句句询问与叮咛充满着温暖和真情。他，就是国医大师占堆。
新旧西藏几十年间，他从小陪同叔父马背游医，在家中熟识针拨、尿诊术，少年进入门孜康苦学藏医药、天文历算；从药剂师、外科医生，到管理者、藏医药文化推广者，他与藏医药的情缘一结就是60余年。
行医治病 儿时不忘却的一幅画
1946年，占堆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的一个藏医世家，祖父是后藏地区擅用针拨术治疗白内障的民间藏医，父亲和叔叔则背上行囊、四处游医。
那时，占堆最常见的场景是治病救人。“仿佛还是昨天的一幅画。牧民们病情严重，就骑着马带着行李住到我家里来。父亲诊病时，我帮着碾药，用小勺将药粉磕入四方纸，包好递给他们。看到很多双目失明的牧民重见光明，我感到非常惊奇。” 占堆说。
牧民以草原为家，在极度匮乏的医疗资源下，藏医尿诊术显现出更为独特的魅力。有时牧民患病无法走动，家人便将尿液存入牛角器皿中，用羊皮包裹着，挂在马背上带到占堆家里。
只见父亲将尿液倒入白瓷碗，用小木棍缓缓地搅动，观察尿液泡沫大小，颜色、气味、沉淀物以及漂浮物来诊断疾病。占堆则在一旁做些辅助工作，“那时只能靠感官观察，了解一些表面，还不能深究尿诊的临床病象。”
寒窗苦读 与门孜康的别样情缘
家中11个孩子，作为长子的占堆8岁时跟随叔父进入山南地区贡嘎县德钦确国寺，一面跟师学习汉语，一面背诵《四部医典》，每到夜晚，占堆都会爬到屋顶，捧着书本反反复复地背诵，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年，占堆已经可以熟练背诵《四部医典》中的三部。
1916年，官办藏医药心算学院——门孜康在拉萨市创办了，学员大都由政府指派各地寺庙的僧人为主，学习内容除医学必修外，还包括佛学、语言学等，医学本科主要学习经典著作《四部医典》，着重讲解人体的脏腑解剖、藏草药知识。作为旧制度下唯一一所接近现代教学模式的教学机构，门孜康有着严格的教学制度。
占堆至今还清楚记得入学考试时的情景。那是1958年的夏天，占堆在叔父带领下跨进门孜康的门槛，与其他应试者相比，幼时的占堆个子娇小、身体单薄，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在门孜康全体师生面前大声背诵。
《四部医典》这本藏医学的主要医典，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熟读下来已算是苛刻要求。而11岁的占堆大段大段背得流利，字字如细珠落盘，师生们惊愕地望着他。就这样，占堆成为西藏民主改革前最后一个入校的学生。
两种制度的转变，带动了教育的变迁。占堆回忆，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进入门孜康很难，学习太苦，戒律残忍，学生违纪要施以鞭刑。地区解放后，学校的刑具刑罚减少，对违纪的学生采取罚款，或其他较轻的惩罚措施。学生们除了按时上课外，下午须练书法，特别是晚上7~10点，学生们都集中到过道里，集体背诵《四部医典》。
忠于临床 做一名全能创新型医生
1959年，拉萨药王山医学利众院与“门孜康”合并，成立拉萨市藏医院，1980年扩建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从此，西藏藏医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1960年，占堆进入藏医院参加工作，最先分配到药剂科。1960~1975年期间，占堆相继在外科、皮肤科、耳鼻喉科工作，对各科室有了深入了解，也同时完成一些综合性医疗任务。
创新，做一些技术改进对占堆来说并非难事，很多习以为常的医疗器具被他巧妙加工后更加得心应手。
藏医外科有种传统治疗器械——吸角管，传统使用是靠医生拼命吸住软管一段，再用舌头堵住吸孔，同时用手术刀在患处划上十几下，循环往复不断吸出病人患处的浓血及杂物等，有时浓血可能被吸到嘴里。占堆反复思索和尝试，他在吸口处套上一个橡皮管，橡皮管另一端连接一个大号空针管，用针管吸气后再用止血钳夹住橡皮管，这一方法既简便又卫生，而且不用再在病人患处划口子，并一直沿用到今。
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更好地使传统藏医发扬光大。一次，占堆遇到一个2岁的小患者，不慎被开水烫伤，左胳膊全是水泡，伤势非常严重，经过常规药物治疗后非但无效，感染程度反而更加严重。此时的占堆按捺住内心的焦急，连夜翻书查阅医案文献，选用紫草等药物加上香油配成外用溶液给小患者擦抹，叮嘱家人要暴露手臂不得包扎。48小时后，孩子胳膊疼痛感降低，肿胀部分消退，随后几天逐渐痊愈。这一成功病例，标志着藏医外科在治疗烫伤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他把研制的紫草油擦剂推荐给药剂科老师，紫草油擦剂在临床中逐渐推广，治疗方法也不断完善。
占堆善于将民族医药与西医药结合。他虚心学习先进西方医学理念，还要从一次偶然的进修学习说起。1965年，占堆被派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进修，当时的他仅会汉语却不会写汉字，口腔科的几位汉族老师就逐字教占堆书写病例，手把手地教他钻牙、拔牙、麻醉技术。
一年转瞬即逝，占堆不仅掌握了口腔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还了解了许多西医知识，视野更加开阔。一次，急诊室接收了一位患者，鼻血不止。五官科医生用了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患者随时都有可能因失血过多而产生危险。占堆赶到现场，根据他以前学过的西医知识，用后鼻孔填充法止住了鼻血，使患者转危为安。
精于管理 医院改革大打组合拳
1975年，占堆被分配到拉萨市林周县工作，担任县医院院长职务。林周县位于恰拉山北部，是个海拔4200米以上的贫困县。医疗设施根本无法保障，有时患者需要拍片检查，占堆就到电影队借来发电机发电拍X线片；面对危重患者，占堆就亲自跟车把患者护送至拉萨。到了夏天，他带领全院医生上山采药，制作藏药。还组织医生定期举办西医业务培训。
5年后，回到西藏藏医院的占堆辗转几个科室当科主任，1984年担任副院长职务，正式开始接触全院业务管理工作。他与首届国医大师强巴赤列配合，一面要完成院内各项事务，一面还积极参与西藏自治区的藏医药工作。
1996年，占堆担任自治区藏医院院长，他把医疗质量看成是医院的生命，提出“质量第一、服务第一、患者第一”，建立健全了以院长为主任的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药事管理委员会、院内感染管理委员公，严格实行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责任制。
传统藏医治疗不分科，医生主要靠观察判断病人病情，检测手段比较单一。在占堆等院领导的推动下，医院开始加强专科建设，先分内外大科，先后设立了心脑血管、胃肠病、肝病、骨伤专科等；后分病区，引进先进检测手段和仪器，吸引西医产科、外科专业人才，使藏医药不断迈向现代化。
藏医四大治法“食、行、药、外治”中，外治法尤为见效，而放血疗法更是独特而神奇。可是，藏医院起初并没有医生会实施这种疗法，占堆就到各地寻访民间藏医，请他们到医院做示范，整理挖掘这些濒临失传的绝技。
“如今，我们利用颈部静脉放血治疗哮喘病、食道癌已是拿手绝活，以放血疗法著称的外治科也入选国家级重点专科。”占堆说，独特的藏医专科诊疗技术和特效专药，在部分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藏医产科业务一直以来开展得并不顺利，由于医生来源有限，院长就带着妇产科主任到美国新泽西州妇产医院学习。他们从招贤纳士开始，引进妇产设备，壮大科室人员，研制具有藏医药特色的专科专用妇科药品。2001年，医院与美国犹他州签署了《西藏农牧区妇幼卫生能力建设项目》科研合作协议，2004年开始组织实施，为西藏地区培养了一批具有临床研究经验、熟悉高标准临床研究方法的妇产科医护人员。
在西藏，白内障病人最常见。占堆认为，治疗白内障传统的针拨术正被逐渐淘汰，急需引入新技术。1999年，医院与美国塞瓦基金会签署了《双方合作建设眼科项目》合作协议，并于2003年组织实施眼科医疗活动。人工晶体植入、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等在国外援助项目支撑下，迅速开展起来。在近20年里，该院眼科中心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近14万例。
1999年以来，占堆一直承担着西藏藏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职责；2005年起，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与西藏藏医学院联合培养藏医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了藏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次仁等5名博士、3名硕士研究生，填补了当时西藏没有藏医博士的历史空白。而今，占堆的学生们也已成为医院和教学部门的学科带头人。
过去日门诊量为二三十人的门孜康，变为如今辐射西北五省，分设门诊部、住院部、藏药厂、藏医药研究院和藏药材基地等五大区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这些都离不开占堆近30年办公桌上的日日夜夜，离不开他为藏医院发展四处奔走，离不开他解放思想，大胆改革，融汇藏医药与西医的举措。
战胜过敏性紫癜 立志将藏药推广至全世界
几十年从事藏医药临床治疗和研究的占堆，如今即便退休，仍会时常来到医院儿科科室，给孩子们诊病，特别是小儿过敏性紫癜，在治疗过程中，占堆首先讲究“总治疗”，即针对患者饮食、起居方面的要求规范；其次是“具体治疗”，主要包括对过敏性紫癜患病部位、发病时间及分类辨证施治。
这些经验出自占堆的亲身经历，他曾患过敏性紫癜，用过很多中西药物，反反复复总不见好。于是尝试在原有藏药基础上增配治疗关节炎症、皮肤炎症的药物，亲身试验后逐渐痊愈，随后逐渐形成过敏性紫癜组方药。
占堆解释，过敏性紫癜病是藏医理论中培根木布病中的一种类型。他通过40例临床研究筛选出疗效较好的治疗药物“过敏性紫癜组方药”，为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积累了经验。他专门研制的藏药Ⅰ号、Ⅱ号目前已成为治疗该病的首选药物和专病药物，也是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儿科专药之一。
“藏医药是祖国传统医药之瑰宝。”占堆说，藏医药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总结并吸收了中医和邻近国家的医学精华而形成的。多年来，他以藏医药文献整理研究、藏药新药开发与疑难病症的临床治疗研究为主要工作方向，开展了大量的藏医药医疗、科研与教学工作。
“藏医药如何走向世界？必须走改革之路。”占堆说，目前已经记载的传统藏医药方剂有几万个，用于临床的有350多个。用传统制药方法制成的制剂大大影响了藏医药的推广应用。因而，藏药的剂型改革是藏医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1996年，藏药厂在保持传统剂型生产线的同时，新建了一条现代化新剂型藏药生产线。目前，藏药厂生产的藏药品种达350余种，其中然纳桑培（七十味珍珠丸）、常觉等七种传统剂型的名贵藏药和十味龙胆花颗粒、六味能消胶囊等4种新剂型藏药，已打入区内外医药市场。
占堆先后参与国家级和省级科研课题工作，开展藏医药文献整理研究、藏药新药开发研究、疑难病症的临床研究、藏医外治疗法继承与发展研究等。他编著出版的《中华本草·藏药卷》获得2004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成果（学术著作）二等奖；编著出版《藏医成方制剂现代研究与临床应用》，获2013年西藏自治区科技学术一等奖。同时，还主持开展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十个保护品种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资料整理”“七味铁屑丸治疗肝硬化临床研究”，国家“十五”攻关项目“藏皮康新药开发研究”和自治区级项目“七十味珍珠临床研究”等重大项目的申报与实施工作。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藏药炮制技艺”传承人，占堆告诉记者：“现在国家对民族医药这么重视，不管用什么方式，我都有责任和义务把藏医药传承下去。”
履行公职 为藏医药事业发展鼓与呼
除了坚持临床，做管理，占堆还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第六、七、八届人大代表，中国科协七大代表，西藏自治区科协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西藏自治区藏医药学会会长，西藏藏药专家委员会专家，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专家等职。
繁忙的工作之余，占堆总是充分利用有利时机，为藏医药发展献计献策。如在西藏自治区六、七、八届人大会议上两次提出尽快出台《西藏自治区发展藏医条例》的议案，并已列入自治区地方立法规划；2007年提议了“请求政府投资解决自治区藏医院改扩建项目经费”，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列为西藏自治区重点项目予以支持。同时，他还为出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和促进藏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几十年来，政府加大了藏医药科研的投入，先后拨款用于藏医药科研基础建设，并配备了相应的科研专职人才。
占堆说，藏医药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继续加强科研工作，建立相应的藏医药科研机构，加强藏医药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希望大家都能不断推广宣传藏医药，让更多人了解、认识和使用藏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