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指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了自然的天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当时思想家们讨论的重要话题，并逐渐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其中以道家和儒家的认识最具代表性。
道家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而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和规律。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他认为，“道”创造了天地万物，打破了天神创造万物的神话，但“道”本身没有目的性、意志性和主宰性，无私、无争、无求，“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奠定了道家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在此基础上，老子又论述了天与人的关系问题，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天地相参，都要效法自然，统一于自然之中。
《庄子·山木》云：“人与天，一也”，指人与天是“天人统一”，而非“天人合一”。“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说明人和天一样，同是组成自然的一部分，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相参，应服从宇宙的大规律——“道”，人与自然之间应该相互依存、和谐相处。这就是道家“天人相应”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是在道家“天人相应”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中，曾多次出现过类似“天人相应”的论述，但是，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天人相应”的表述。如《灵枢·刺节真邪》说：“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岁露》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经水篇》云：“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素问·咳论篇》：“人与天地相参”。《素问·脉要精微论》：“与天地如一”。《素问·三部九候论篇》：“令合天道，必有终始”。《素问·宝命全形论》：“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素问·离合真邪论》：“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诸如此类。
可见，古代医学家们认为天是自然的规律，人应顺应自然的规律而行事。在这一问题上，《黄帝内经》同样反映出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然而，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与道家的“天人相应”观则非同一命题。
春秋时期，在当时宗教气氛浓郁的社会环境下，孔子淡化了“天”的神格色彩，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后来的荀子则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规律化。如其在《天论》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和老子的认识一致，荀子认为天是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而客观存在的，它没有理性、意志和善恶，它是运动的物质，而不是人格神。
荀子还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调天的运动有自己不变的规律，它不依赖于人而发生变化。同时，人不可违背它的规律，而应当顺应它。这是儒家荀子学派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可见，他并没有提出“天人合一”。
西汉晚期，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将天人相应的思想引申为“天人感应”“天人合德”“天人合一”等，称“帝王受命于天”，从而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
至宋代，程朱理学在董仲舒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为“天理之说”，篡改了“天人相应”理论。
可见，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所推崇的“天人相应”观与道家和儒家荀子学派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和而不同，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脉相承的。但它们与《春秋繁露》的“天人合一”观从哲学角度上讲，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本质区别，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得出“中医学‘天人相应’观源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这一结论。
总而言之，应把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表述为“天人相应”，而非“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