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人必须神接古人，了解古人思维的基点，感应、术数之学就正是其中的核心，而在感应、术数之学的指导下，一些至今仍是费解的中医难题，我等亦可洞见机关。
卓廉士教授所著之《中医感应、术数理论钩沉》一书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研究古代文献应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书从感应与术数着眼，庶几近之。今人研究中医，多有倡言思辨者，笔者亦屡屡得闻多种“终极真理”的发现。但笔者一直坚定地认为，对于《内经》《伤寒》等经典文献，古圣先贤在撰述之时，本意只有一个，或者，退一步讲，至少不会像现在被解释得如此“五彩斑斓”，以今释古，往往在天马行空之后收获的是风马牛之类的东西。
感应是秦汉间人们对于事物关系的普遍看法，应视为《内经》时代医者的固有原始思维，然而千载以后，竟成为今人多不弹的古调。术数虽有人大倡其说，几成时下之显学，但往往失于肤泛，未能用以解决中医藏象理论的实际问题，且有流于玄学之虞。
作者认为：“中医藏象学说由两个部分所构成，一明一暗，阴阳五行是在明处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却要受到藏于暗处的感应、术数的涵摄和影响。现代中医传承了明处的部分，不知有暗处的部分，因而在藏象生理、发病原理、发病形式与病因病机等方面常乏善解，与古之医道大相径庭。”由于获得了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所以书中不乏新的观点。
书中对感应现象进行了颇为深入的讨论，如阴阳交感、同气相感、心灵感应等。《易》云：“执大象天下往。”作者认为，今人所论之取类比象甚悉，但却忽视了天地日月等彰明较著的“大象”，可谓明察于秋毫之末而不见于舆薪。有因于此，书中详述了太阳与卫气的循行、月相与气血的虚实、面色与明堂、音声与经脉所具有的同步感应。不仅如此，作者还阐述了感应与“象”“数”之间存在的相互涵摄的关系。
作者根据《内经》关于形气相感（此理无人叙及）的论述认为疾病发生乃是感应所致，也就是“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的结果。疾病的发生由于感应，疾病的传变仍然由于感应，这是虚邪与人体之中那些“虚”的因素发生“两感”（《素问·热论》）、“复感”“重感”（《素问·痹论》）、“感虚陷下”（《素问·皮部论》）等反复的感应，从而形成了疾病由浅而深的病理。作者认为，中国古人没有“因果”的观念，而今天我们认为的因果联系，古人均视为感应，所以《内经》并无病因之说。中医理论源于先秦的道家学说，而道家向来主张趋下、顺变、安静、避让、无为。因此，《内经》之病机绝无斗争的观念，感应产生的病机，并无斗争的迹象。作者认为，现代中医所谓“邪正斗争”之说是误读经典的结果。
这是非常严肃的思索，如果作者的主张成立，那么，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最基础的理论”将会面临重新定位“理论基础”的重大问题。这或许能给中医理论的研究开启更大的空间，产生积极的意义。
在术数研究方面，作者将从一到九的“天地至数”逐一进行了阐述，其中蕴涵的医理事理，读来饶有趣味。如揭示了“执一以应万”的针刺方法，对《素问·标本逆从论》有颇为全新阐释。再如，从“数生于手”上发现金水相生可能与古人用左右两手以推算五行生克有关。又如，上古的地理观念：“言南可与东通，言北可与西通”，东南与西北对应人体左右两侧等。
本书在术数研究上最为出色的部分是《灵枢·骨度》的术数原理。作者发现秦汉文献所载的动物怀胎月份之总数为五十五，这是河图的天地之数，由此论证了骨度总数本为五十五，其中头颈部为九，以应天数，胸腹部为十六，以应人事，四肢为三十，以应地数。这为今天修复骨度成为可能。此外，作者还论证了胃肠容量与大小、经脉长度、营卫流注、呼吸气行之数、腧穴数目等等藏象生理以及针具、针刺方法、疾病预后等多个方面的术数意义。这些多为两千年来一直被人视为神秘，未曾有人揭示的内容。例如，本书指出“热俞五十九”与北斗之神的运行以及月相的望朔有关，“水俞五十七”源于汉代人们意识中的“百六阳九”的灾难数字，诸如此类，这些对于《内经》的研究来说，大有“一以参详，群疑冰释”（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之感。
研究古人必须神接古人，了解古人思维的基点，感应、术数之学就正是其中的核心，而在感应、术数之学的指导下，一些至今仍是费解的中医难题，我等亦可洞见机关，这也正是笔者力荐卓君大作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