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公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倡导“双重诊断，一重治疗”，可谓孤明先发。他强调疗效，一般病证，必须三剂见效。
●次公先生自树旗帜，创始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中医学派。“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是对孙中山先生“发皇中华学术恢复先民技能”彝训的光大，其在文化上也是永恒的至真名论。
●章次公与朱良春这双星同璧的两位大师太灿然卓如了。二人学路相同，都殊重人品医德，都业绩昭昭，特别是在智略特长上都口碑传信。朱良春对章次公先生的继承可谓“至著者像也”。
在近现代中医学术史上，江苏南通朱良春教授可谓是最享师承之福的大师。他是名师之徒，又是名师之师。他的老师，就是那位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章次公先生。他的弟子很多，其中的何绍奇、朱步先、史载祥教授等人，已是行医海内外，医名隆盛的临床家了。是他们以精诚的仁心仁术，自辟户牖创立了以皇古融新为旗帜的章朱学派。
人生就是享受经历与感恩。今年已97周岁的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最令人击节敬佩的，就是他在经历、品德、学识几方面都推至臻备。近日阅读朱良春教授颐年集篇隽献的《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增补本》，读后心向阳光催律动，令人敬仰不止。
章次公 中医界难得的高士
章次公先生是近现代中医的一座高山，德艺高乘，弟子朱良春尊许勉学，笔底含情，悉心整理。章次公先生之超越和他临床之卓绝尽在书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终结千余年来伤寒温病之争
宋以前一直循《内经》“今夫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指认仲景六经辨证系以寒为病因统概外感。金之刘完素有所突破，言“伤寒是热病”，把热性病全归于火热之邪，元明之交的王履则寒温分立，言“伤寒自是伤寒，温病自是温病”，主张寒温分治。明末大疫流行，吴又可创“戾气”说，撰《温疫论》。清初叶天士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立论，创卫气营血辨证，后吴鞠通创三焦辨证。由是而从宋代以降，外感热病就有伤寒派、温病派、温疫派，特别是围绕寒和温，既有病因病性之争，也有治法之争，不曾消歇。甚至伤寒学派中尚有陆九芝的伤寒统温病派，温病学派中又有杨栗山等人的温病统伤寒派。
章次公先生师从名家，伤寒师从曹颖甫，温病师从丁甘仁，又博览群籍，对《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普济本事方》《世补斋医书·广温热论》等用力尤勤，在自己的临证实践中积累数多以伤寒经方和温病时方论治传染病的经验，指出“叶天士等总结前人的理论与经验，阐发温病学正是对《伤寒论》的发展”，慧识寒温一体，伤寒六经和温病卫气营血、三焦，是三种不同的辨证方法，其病种和病因以辨证为要务，脱却了历代以来的门户之争，冶寒温于一炉。他在总结三种辨证纲领的共性时，尤其重视病期（各阶段发病时间及病程）和维护心力，终结了对千余年来的伤寒温病之争，做了历史性的提升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次公先生的这一炯鉴，已为当代外感热病病证论治之理则，也载入现代医学的《传染病学》。
开创了中药临床实用药理学
先秦以还，中药循《墨子·贵义》“药然草之本”之论，中药概称“本草”，以其气立和神机同为元气，借药物之偏以调病盛衰为治。从《神农本草经》至清末民初，遗存的本草著作目录就近900部，载药味9000余种，有综论药性、药源、用法、组方者，有注疏《神农本草经》者，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缪希雍《本草经疏》，有颁行为药典者如唐代苏敬等人的《新修本草》，有百科全书式的《本草纲目》，也有侧重植物基源考辨的清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以及释义药性、取向简要的《本草备要》《本草从新》等等。至清末，在药肆中，“本草”始称“国药”，后称“中药”，以有别于西药、东药，精进了“本草”。当时对中药的功效，又从临床方面和实验方面积累了很多新知识。
章次公先生首开病机论药性之先河，并以明晰精减、适应教学之需，在二十年代就编著了《中国药物学》四卷，后来不断补充为六卷。在他执教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苏州中医专科学校讲授。他的《药物学》突破了“本草纲目”的概念模式和分类，又大异于李东垣的《用药法象》，而是以临床为主旨，在对每一药物原植物、产地、入药部分、性味、主治、近世应用、炮制、用量、著名方剂、前代记载、近人研究，以及东洋学说等详细介绍之后，他突破了四气五味，以病机药性为重点，突出最佳主治。例如石菖蒲涤痰开窍，夜交藤引阳入阴，龙骨潜阳入阴，每药之后有编者按，着重说明该药的应用方法和自己的使用经验。论述简要，有裨实用，诚如他在自序中所概言：“撷其精华，汰其浮辞，旁取日本，远采欧西，剪辟宋元以来肤廓之论，发扬古医学之学效研究生药，以广种植，苦心孤诣，另辟蹊径。”此书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他以此勾勒出现代中药学的框架，时至今日，也以其理论和实用价值堪为中药学之佳构。
对辨证论治的理论突破与演明
辨证论治的提高与突破，是中医学者们的事业性的永恒课题。就思维方式而言，他主张运用逻辑，晰清因果以突破医者意也。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指引他学习印度的因明学。因明学是古代印度哲学，后来也纳为佛家通学的科目“五明”之一。五明即内明、因明、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学是关于推理、论证、辨识之学，即逻辑学。
章次公先生用因明学的方法研究仲景的辨证方药体系，结合自己对辨证论治的理解，认为因明与辨证论治思维多有契和之处，称赞道：“学问极则在舍似存真，因明一学，乃印度教人以辨真似之学也。”他将因明运用于临证，每一病患必索出主证主因，按此逻辑推理而用药，他医案的按语都是按因明的轨式来书写。这实际上是对张仲景《伤寒论》及辨证论治奥妙的一大破解：辨证论治之所以能够理法方药一线贯穿，原因在于有其内在的逻辑。次公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倡导“双重诊断，一重治疗”，可谓孤明先发，他主张运用中医之四诊、八纲及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各种辨证纲领，兼采西医诊断手段，有中医诊断，也有西医诊断，是为双重诊断。也正因于此，其辨证论治，戒“有是症用是药”之偏。一重治疗就是作为中医，一定要采用中医的中药、针灸等治疗手段以施治。他强调疗效，一般病证，必须三剂见效。这是他在实践中的体悟和选择。他是从中西医学的特点和互补性而有此认识的，使中医学在临床上见之明而治之勇，是辨证论治规范的一大发展。
留下了超然胆艺、智圆行方的医案
中医学重视医案，形成了传统，具有教学承传的特质。章太炎先生曾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医案有如《易》之验辞，“医有按据，尤事有征符”，对于学术体系而言，医案是传递经验，启迪思维的读本。案主的学术胆识、品德、心态皆历历在目。但也有负面者，如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批评“率多依托”的假医案，然而医案毕竟是案主品德的遗存写照。
章次公医案在行业中传播已久，其案例很多被援用于学人的论文之中及课堂讲述。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前列腺手术后呃逆连续十日不止，每日多至二十余次，最长延续时间达90分钟，既不能进食，也无法休息和睡眠，经中国与苏联医学家多法治疗无效，已下达病危通知书，经次公先生奇药奇法竟然转危为安，睡了一天一夜，进食稀饭后逐渐康复。这个故事曾有几位教授在课堂讲授过。听者皆“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医生司命，重在胆识。重病当用峻剂，医生对重证病人惧担责任，只能开个平和方、投“菓子药”。孙思邈说医生应“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次公先生对患者宅心仁厚，“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敢用重剂担当危重，力挽垂危，章太炎称他“胆识过人”。案中以全真一气汤治肠伤寒并发出血，以大青龙汤重用麻黄，治大叶性肺炎已发生心力衰竭，等等。古往今来的名医各有风格，例如在伤寒派中，张简斋治病全用经方，而陈逊斋经方绝不加减，全用原方，甘肃的于己百先生，治病是“经方头，时方尾”。次公先生则是不论经方、时方、单方、草药，合宜而用，这体现了《灵枢·九针十二原》“任其所宜”的原则，而其具体何方何药用于何病何证，更是既擅高韵，又侥精思了。他以大剂量杏仁用为解痉药治胃溃疡，以一味蚕茧治小儿多尿症，把地方草药六轴子用于伤科镇痛。艾叶之用最为稔熟，用于解胃痛、止呕血、蠲泻痢、治崩漏。有一治痢疾的医案竟是小说《镜花缘》中的方子。他的处方笺上，都印有“博采众方”四字。这是仲景的垂训，也是他会通的风格。他对博采和会通进一步探索，概括出临证时当以“有成法无成病”的理念，走入“神用无方谓之圣”（《素问·天元纪大论》）的境界。
临床家们常说，阅读医案，在“接方”处最见切要，新诊时何以换方？何以增减药物？两次一对比，案主的意图和思维一目了然。次公先生的医案，在这点上交待最为清晰，堪称典范。可在一两味间识妙变之巧。例如《暑湿、湿温》[案十]，系虚人病湿温，湿热日久，化燥化火，气阴不足，脉来糊数，神识昏蒙，垂危待毙。从第十二病日接诊治疗，第五诊时用附片、党参振奋阳气，第六诊后始用高丽参，皆与大队养阴药同用，取阳生阴长之意，而无灼阴伤津之弊，九诊而愈。次公先生书案，有述原因者，有引古人语者，有述主诉及诊疗目的者，有述鉴别诊断者，有述治疗转归者。已往，有名医将误诊误治的案例集成《失手录》之类，然不曾刊刻，次公先生将自己失败的医案详述始末，汇编成《道少集》与《立行集》，不仅成编，还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医学，作为可能性的科学，误失在所难免，从对待“失手”的科学作风中也可见其心胸。次公先生说：“对待别人固可隐恶扬善，若以对待他人之法而原谅自己学术上之错误，此必沦为无行之庸医。”从书案的形式看，他的医案最能体现中医医案的传统：实用性和选择论，这大异于西医病历以搜索论为指规者。其医案文字之简炼、救贫贱之厄折射其人格。他虽然为中央主要领导诊病，但他不以病案标引贵游，自高荣誉。他批评那种“好药不贱，药少不灵”的认识，方子用药少而精宜。每个方中都有直捣黄龙的药物，正是见证得药，见药识证，以类用药，指掌皆在的风格，是“方中有药”的典范。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明于有证。”他治病的疗效全展现在医案中。案如其人，精干务实，是一部治验擅胜、托庇福人的著作。
创始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中医学派
次公先生对中医学的发展有超前之悟。世其业的章次公对中医大业的发展有笃厚的使命感，这造因于他的学识，太炎先生的教益，乃至颜真卿书法濡润的品藻。士志于道，他开始在临床的同时教学授徒，和弟子一起创立学派，同时彰显他对中医学发展的殷念。
他毕业后行医治病的同时，先是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留校任教，后又在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授课。1929年他和徐衡之、陆渊雷共同创办的上海国医学院，他题写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大字，作为学校的校训，也是自己的座右铭，并成为他的家法师法。
“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是对孙中山先生“发皇中华学术恢复先民技能”的彝训在时空要素的引伸光大。可谓扬古创新，苞新统故，不论中医西医东医，科学人文，乡邦要籍，民间单方，惟学用之。此发展观，在当世就“是以世人之语者，驰千里之外”。时至今日，不仅对于中医，在文化上也是永恒的至真名论。
章朱二公 双星同璧 灿然卓如
《资治通鉴》谓“经师难遇，人师难求。”以医为道之大者，得人乃传。朱良春大师为朱熹后裔，朱家老祠高悬“闽婺同源”的匾额。他幼读私塾与小学、中学，因患病而喜医学医，先拜在孟河御医马培之之孙马恵卿门下，从读经背诵学起，之后诊脉唱方抄方，听老师进诊讲方。一年后报考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又一年后因抗战爆发，校长介绍他到中国医学院继续完成学业，就是在这里，师徒望道相见，一个得人传，一个敏求师，手足砥砺，开创了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标格的章朱学派。
在近现代医学史上，这双星同璧的两位大师太灿然卓如了。二人学路相同，都殊重人品医德，都业绩昭昭，特别是在智略特长上都口碑传信。
章朱师徒皆艺从高师
次公先生自幼随父练武习文。之后入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他服膺并受其亲炙的教师，是大刀阔斧、风格泼辣的经方家曹颖甫和纤巧缜密的丁甘仁。他以此形成了辨证准确，用药泼辣的临床风格。他还是学问博大精深的章太炎的弟子，他出于对太炎先生的敬仰，取“次公”为字。章太炎为医学世家，曾向黄体仁习医，尤嗜仲景之学。章太炎曾篆书一联语赠次公：“嗜学当如食鸡跖，解经直欲析牛毛”，抬头为“书赠次公”，落款为“宗人章炳麟”。可见师生情深谊厚。朱良春转学后即拜次公为师，除医学外，也读文临帖，1938年在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后，章次公将一方寿山石印章赠给他，印章镌文曰：“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以为勖勉。清人唐甄在《潜书·讲学》中称：“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师也者，犹行路之有导也；友也者，犹涉险之有助也。得师得友，可以为学矣。所责乎师友者，贵其善讲也。虽有歧路，导之使不迷也；虽有险道，助之使勿失也。”按学统，亲传业者称弟子，弟子复传于人为门生。他师徒二人遵之超之，良春敬次公如父，次公写信称良春为“世兄”、“贤弟”，一个对老师推服至极，一个视弟子为得人乃传的知己。师生之谊，犹如明代王心斋之与王阳明，清代方仁渊之与王旭高，近人陈苏生之与祝味菊。都是学术史上的佳话。良春铭记老师一言一行，珍藏老师一案一信一照片，有此儒修相业，才能有这部《章次公医术经验集》。
两位大师都是义举赡富的高士
两人在民国年年间开业行医时就以侠义闻名。穷苦患者不但免收诊费，还赠药赙金，次公被称“贫孟尝”。良春有“侠医”之美誉。次公继承乃师太炎经世济民，识略超旷，以经史为功底，重实践治医，书法学颜真卿“正襟垂绅”，外感寒温一体，杂病学张景岳、喻嘉言、王旭高，为人耿直，不阿谀，不屈从。他治医的那个年代先是洋学（西洋、东洋）涌进，中医取消之论甚嚣尘上，中医危机愈显，但中医愈危愈奋，办学创刊，中医界又有“容新”、“排新”之争。他遂确立皇古融新之志。上世纪50年代，次公受到国家重视，应召赴京任卫生部顾问等要职。然而在1956年，他发表的《“从太炎先生论中医与五行说”谈起》的文章，却遭来非常之诋毁。本来，五行说自古就有常胜派、无常胜派、灾异派、江湖派等诸派流变，医学五行也逐渐演化，如向二火二水、五水五火发展，并以亢害承制、命门等不断突破，古代就逐渐符号化了。次公先生立足于“扬弃”，亘古常新地对待五行，通合道理。然而在那个缺乏弹性的时代，指拨一弹便有曲弦立应，更有跟风浪进批人以鸣高者，龙头讲章，令人寡欢。但运不长厄，他毕竟是以其医术与学业曾与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被主席誉为“难得之高士”之人，高士依然。
1956年卫生部调朱良春进京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在调动过程中，省市两级政府再三挽留，朱良春因担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一职，实属“一将难求，暂难调离”，请求上级允许朱良春在当地发挥中医领导骨干作用，朱良春奉调进京未能成行。“为报寰中百川水”，他在家乡展开了他的色彩斑斓的人生。他临床佳效，闻名远近。学术多创新，继承有根脉，管理卓功绩，献身于桑梓。他率先倡导弘扬民间医药遗产，挖掘单方验方。他扶育的“三枝花”已经成为传奇轶事：即季德胜的蛇药、陈照的拔核丹和成云龙的金荞麦。其中，既研发了新药，创新了疗法，还兴办了药厂。季德胜蛇药不仅擅解蛇毒，还用于治疗肿毒、脑炎和肿瘤，今日用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抗肿瘤，都始于此药的推广。更重要的是，三名民间医生被培养成中医院的医生。1959年，他任职的南通市中医院曾被评为“全国红旗单位”。对于辨证论治，朱良春早在1962年就在《中医杂志》撰文倡导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并指出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又在肝炎、风湿痹症等病的治疗上，他都是导夫先路，以特色和创新引领学术。对于学人学术的发展，近代以来，有一个“码头效应”，国外称“康道克效应”，就是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大科研机构的研究者，能甫出重大成果和学者引领潮流，而置身南通的朱良春恰好是能突围“码头效应”而成为领军的一流学者，一如乃师，高士者也。
朱良春对章次公的全面继承
朱良春对章次公先生的继承可谓“至著者像也”。他们都遵家法师法尚医德，都办学校创刊物带高徒；学术上都倡言经典是基础，师承是关键，临床是根本；对于学术大道，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旗帜，以传统为自我，“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其学，旧中见新，新中有根。对于临证，师徒二人都病证结合，既博采众方，又创制新方，其用药犹如杜甫之“诗律细”，两位大师都是在辨证论治最后环节用药上“专精细”见功，都是擅用虫类药和附子的高手。章次公先生以宗师发其端，朱良春大师广其行成集其医案，或编撰为专著。就是在这个传承过程中，朱良春中年以“学到知羞”为座右铭，而到白发丹心照汗青之际，他的座右铭是为“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至善在他们这已经是一个道担大任，任之其能的煌煌学派了。
“书之论事，昭如日月”，从宗师创学，到弟子门人承传光大，望之俨然。这部《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增补本》，既真知启人，又如泰戈尔所言“美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它伴了许多好东西同来”。《素问·气穴论》说：“世言真数开人意”，这正是一部开人意的真数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