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元恺（1914年~1995年），著名中医妇科专家、中医教育家。出身中医世家，为岭南罗氏妇科流派代表医家。1962年被评为“广东省名老中医”。1977年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曾当选广东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有云“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对我而言，父亲不仅是启蒙老师，也是业师、经师和人师。他不仅给予我生命，还将我引入医学的殿堂，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和人生的引路人。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出生时父亲已年逾四旬，可说是中年得女，但父亲对我的爱，并非溺爱，他们所期待的，是培养一个自立、自尊、自强的人。
慈父之爱
父亲在中医界出道很早。他20岁考取广州中医师执照，21岁开始在广东中医专门学校执教，36岁担任该校校长。1956年广州中医学院建院时，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享受高教四级的待遇（相当于教授的薪酬）。当时是该院的最高薪酬，只有他和黄耀燊两人同级。1962年，他成为首批“广东省名老中医”，是年48岁。1963年，他当选广东省人大代表。“文革”后，他当选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政议政，参与众多社会活动。
我年幼的时候，父亲经常出差。在家的时候，也总是忙着备课、写书。留在我印象中的只是他忙碌的背影。父亲平时话语不多，说话总是慢声细语。大概他的话都在课堂上给学生讲了。我从医之后，有机会听他讲课，看到他在课堂上中气十足，激情洋溢。与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判若两人。他把别人聊天的时间用来写论文、写教材、练书法。
父亲出差回来，带给我的礼物常是书籍。记得60年代他从北京带回来一套民间故事书，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故事大全，我上学以后，这两部厚厚的故事书一直陪伴着我的童年。“文革”中，许多书籍成为当时的“禁书”，家里的书都被红卫兵抄走了，父亲与学校图书馆的老师是好朋友，无书可读时，父亲让我躲在图书馆的角落看书，一看就是半天。
到了晚年，父亲对我的关爱仍然是无微不至的。1988年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他每周给我写信，告诉我家里的近况，询问我的学习和生活，关怀备至，让我后顾无忧。1993年，他看到我的手表坏了，修了几回都修不好，就自己上街买了一块女式手表，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
这点点滴滴的往事，渗透着父亲对女儿的爱。虽然岁月流逝，却永不磨灭。
严师之教
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3岁的时候，父亲就亲自写字帖，让我练毛笔字、念诗词。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开始让我帮忙抄写讲义。要求把每一个字都写得端正、清晰。他说：写错字或写得潦草，就会印出有错字的书。如果有错字，这一页就要重新抄一次。
我的中学阶段正值“文革”后期，文化课常常被“学工”“学农”所替代。高中毕业后，父亲让我自学古文，还给我找了一位大学老师补习英文，当时我认为学英语没什么用处，但父亲坚持要我学，还给我找了一套英国的教材，他说：“英文是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语言，将来你会有机会用得上的。”当我到美国进修时，真是非常感谢父亲让我在少年时代打好英文基础。
父亲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当时，中医研究生教育还在起步阶段，父亲让我到北京中医学院修读一些课程，使我有机会聆听任应秋、刘渡舟等名家的课。在硕士第二年，父亲让我自己选题。我很有兴趣探讨《黄帝内经》“因时而调血气”的原理，又担心研究条件不具备。父亲鼓励我多请教专家，积极尝试，终于克服了很多困难，建立实验条件，检测了女性月经周期中的松果体降黑素变化。我的研究得到较高的评价，在瑞典的著名妇产科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并获得198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乙等奖。
父亲是我的业师和经师。父女与师生的双重关系，使我对父亲有着更深的感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