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势利导”理论源于先秦哲学思想，最早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载孙膑之言“善战者, 因其势而利导之”，主论用兵之道。同样，《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胜”便是一种“势”，故因其势而治，“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其理论本质便是“因势利导”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医“因势利导”思想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综合考虑诸种因素，顺应病位、病势特点，以及阴阳消长、脏腑气血运行的规律，把握最佳时机，采取最适宜的方法加以治疗， 以最小的治疗成本达到最佳的疗效。它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指导下的个体化体现，贯穿于疾病发生、发展、预后和转归等整个过程。
顺应自然之势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通过观察天地阴阳之变化、五行之运动，运用辨证思维，从宏观上把握事物本质规律，从而提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的整体观思想。认识到人体的生理、病理与自然界和社会密切相关，形成了因循天道的思维方式。医道就是建立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是吸收“道法自然”思想而成的。
故疾病治疗当考虑自然之天地阴阳消长，天时五行变化，月相盈亏变化，地理差异等因素。《素问·脏气法时论》言：“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故中医药的治疗要从整体、运动、功能的角度，进行宏观、综合的调节施治，而“因势利导”治疗原则正是其具体体现之一。
如六淫致病之论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咳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内经》中“悲哀愁忧、心术惕思虑”等情志致病的记载，如“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在具体治疗中则因势利导，根据病因而辨证施治，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四时养生；以及因时、因地、因人的“三因制宜”法则。又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西北之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宜用疏通轻剂。”均体现出“法自然、顺天道”的因势思想。
顺应正邪消长、脏腑特性
疾病的发生，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引起机体的损伤和机体动员各种防卫代偿功能对抗损伤的矛盾斗争过程，中医将损伤与抗损伤用“正邪相搏”加以概括。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的强弱是感邪发病与否以及发病性质、病愈康复的关键。
《灵枢·百病始生篇》言：“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素问·热评病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把握正邪斗争这一矛盾双方并因势利导，是发病及治疗的关键。“扶正祛邪”便是因正邪消长之势而利导。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在扶正祛邪的因势利导治则指导下，当根据病变脏腑之生理特性的差异而区别对待。或损益脏腑虚实，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或针对脏腑精气血阴阳的具体情况，选择益肾填精，补益气血，调理阴阳，抑或清热泻火，利湿通淋等法。
五脏以藏为用，六腑以通为用，必须顺应脏腑特性，调理脏腑功能。如重视先天之本的扶阳学说、重视培补后天之本的补土派均有因脏腑特性之势而利导的特征。
具体应用中如脾宜升为健，胃宜降则和，故病变多表现为升降反作，故脾胃病变，重在化运中焦，升清降浊。如李东垣《脾胃论》：“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亦如唐容川《血证论》：“大肠司燥金，喜润恶燥，寒则滑脱，热则秘结，泄痢后重，痔漏下血。”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言：“脾阳宜动，动则能运，肾阳宜静，静则能藏。”《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即是根据脏腑苦欲之性而利导之。
再如论脉法之切脉时机“诊法常以平旦”，因为平旦人气生，“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依据平旦脉络“气血调匀”这一定势，“故乃可诊有过之脉”；依据五行“生克制化”而提出的“补母泻子”、“培土制水”等治则均是因机体生理特性而利导之。
顺应病邪性质及部位
因势利导当辨清病邪性质。六淫、疫气、水湿痰饮、气滞瘀血、毒气瘴疟等各有其致病特点，只有分清病邪的性质，掌握疾病的特征，才能因势利导，做到有的放矢、药到病除。
《素问·至真要大论》：“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均是因病邪性质而选择相对应的治法利导之。
病邪致病常常兼夹杂至，临证治疗又当分清邪气之类别与多寡，如湿热互结之证，当分湿重于热，热重于湿，抑或湿热并重之别，而选用三仁汤或甘露消毒丹分别治之。
因势利导还当根据邪气的性质和部位所造成的“势”，随其性而宣导之，就其近而驱除之。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高者, 因而越之； 其下者, 引而竭之；中满者, 泻之于内”，“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或根据机体正气抗邪趋势加以助势引导，机体抗邪趋势向外者宜宣散解表，向上者宜升提发越，向下者宜通利下降；向内者宜固涩收敛。同时根据病位不同的“势”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吴鞠通《温病条辨》言：“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周学海论述因病邪性质及部位而利导较为详尽，在《读医随笔》中言：“凡风寒湿热散漫于周身之腠理者，无聚歼之术也，则因其散而发之；痰血水湿结积于胃与二肠，膀胱之内者，已属有形，势难消散，则因其聚而泄之渗之；邪在上脘，愠愠欲吐，是欲升不遂也，则因而吐之，邪在大肠，里急后重，是欲下不畅也，则因而利之，此顺乎病之势而利导之治也。”
在扶正攻邪的治疗法则下，须根据邪气之多少以及病患体质差异而权衡用药。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攻略》中亦言：“但诸病之实有微甚，用攻下法分轻重，大实者攻之未及，可以再加；微实者攻之太过，每因致害，所当慎也”。
顺应病势急缓、发展转归
因病情缓急之势为利导，体现在中医学标本先后的次第思想中。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素问·标本病传记》：言“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强调标本之重要性，继而提出具体治疗路径“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小大不利，治其标”。
《素问·至真要大论》言：“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而后调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充分体现了“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治疗思想；《金匮要略》亦论：“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当然亦有本急宜先治其本或标本俱急应标本同治的，皆是在病情缓急之势的基础上选择具体的治疗方法。
疾病的传变、转归必是根据脏腑特性、生理状态而转化，中医辨证施治强调病机，注重疾病的动态变化，具体体现在表里、脏腑、顺逆等转化上，在疾病的动态发展中把握人体的生理趋向，助势引导。
《素问·至真要大论》论疾病之表里先后言：“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即当病发生之后，由内及外者，则治其内达外，而病于外及内者，则采用先外后内的治疗方法，充分体现出《内经》顺从病势利导的治疗方法。
又如针灸治疗中依据经脉气血盛衰、流注先后次序而顺势利导，提出的“迎随补泻”治疗手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病之始起者，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灵枢·卫气行》言：“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百病不治。故曰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素问·疟论》说：“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以及“久病入络”、“久病入肾”、疾病的初中末“阶段性治疗”之说，均体现出依疾病传变转归之势而利导。
综上，在中医学理论中，从人身立命到调摄养生，疾病治疗，都体现出顺应自然之势、顺应正邪消长之势、顺应疾病发展转归之势的思想，其基本框架都是构建在“因势利导”思想的基础上。从天地自然之道、机体脏腑特性、气血阴阳生理盛衰、体质正气强弱、邪气性质偏颇和部位来把握疾病发生、发展、变化以及预后转归等各个阶段正邪之“势”。从而根据每个阶段的“势”能规律选择具体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