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医是开放的，也就没有“纯中医”的提法。
讲“纯中医”，似乎是为了和不纯的中医比较。如果一定要从形式上有所划分的话，似乎纯中医，应该是不用现代化学合成药物、不用听诊器、不开化验单的……
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划分，古代的中医似乎也不够纯。胡黄连、番泻叶、安息香、高丽参等药物，在名字上都能明显看出外来的痕迹。如果强调“纯”的话，这些药物在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都不能用，到如今也不会成为现代中医笔下名正言顺的中药了。
与中医讲“纯”相对，西医似乎从来不在乎纯还是不纯。有资料显示，大部分的中成药和中药注射剂，都是西医在用着。抛开是否用得对、用得好不谈，单从形式上来看，西医是不在乎“纯西医”的形式的。
那为什么要用一个形式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也束缚住心胸呢？医生的任务是辨清影响健康的问题所在，并且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无论中医、西医，都应该是这样。
在西医大大方方“拿”中医的思路、方法、药物来使用和研究时，中医有必要见到现代医学的东西就躲，生怕玷污了自己的手和眼睛吗？
近代中医大家张锡纯是典型的“拿来主义”者，别人有好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拿来”用，在用的过程中鉴别、发展自身。既给了患者方便，也给中医学的发展引进了新鲜的血液。不论结果如何，开放的态度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在现代社会单纯使用传统中医是很麻烦的事，有时候在西医那里举手之劳的问题：如一个小皮赘，中医的方法绝没有激光治疗方便快捷；但是在西医没有办法的时候，却又发现中医方法多多，如西医治疗慢性荨麻疹的方法乏善可陈，但到了中医这里，心理、自血、针灸、中药、熏洗、气功等等，思路和方法众多。
笔者一贯主张：法不分古今，惟理是求；药不分中西，惟效是用（兼顾长效与速效）。只有注重理法的内涵，才不会斤斤计较形式上的区别。如有的学者公开提出中药的定义：“只要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使用的药物，就可以称为‘中药’。……化学中药就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的化学药物。”（邓家刚《中药新家族——化学中药》）笔者甚为推崇，并将这种思维推而广之：
任何治疗手段只要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就可以拥有“中药药性”，也就有了应用是否对证、使用的时机、剂量和治疗的度等问题。这些手段包含日晒、运动、食物等在内，包括已经使用的西药和“尚未作西药用的化学物质”，以及“根据中医应用的需要，用化学的方法去生产的新的化学中药”。如此做中医，才会越走路越宽。
除了只用“纯”中药之误，在诊断技法上，还有“独”之错。谚云：“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可见医者怕的是自己的“道”少：诊病和治病的方法少。
但很多基层医生，在诊治过一些小病、有了一些经验后，便开始总结“独重脉诊”、“独重望诊”……，甚至在诊病时只用某种诊法而排斥其他诊法。笔者认为，这些盲目夸大某一种诊法的做法是错误的。“医之所病病道少”，特别是在疑难重症的诊治中，所有的诊法都用上，去合参都怕不够怎能独重某一诊？
打个比方，拿个小物件，也许小指头能挑起来；但是去搬块大石头，全身的力量都用上尚且不够，这时候还要只伸出一个小指头来，不是拿患者的生命作儿戏，又是什么？
从有限的临床得来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内经》已经批评过这种倾向：“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意思是片面强调和依赖某一诊法是“失”，而不是得。
对先进诊断仪器的排斥，是这种思路的延伸。任何的技术手段是不分中西的。只是解读的方式、应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笔者自认为是一个用“中医药理论”武装起来的、很地道的中医。但这并不妨碍我看西医的书籍，不妨碍我用手术刀、用激光，不妨碍我让病人去验血、拍片、量体温……
现代前沿的科学技术，是既不姓中也不姓西的。西医凭借这些，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中医需要迎头赶上，站在科学技术的“肩膀上”，一起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