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岭南瘴病相当严重。《曲洧旧闻》说：“峤南山水极佳而多奇产，说似中州，人辄颦蹙，莫有领其语者，以其有瘴雾，世传十往无一二返也。”死亡比例虽然有点夸大，但真实事例确有不少。如宋真宗时，廉州“炎瘴尤剧，数年间守土沦没者四人”。官员张祖顺赴任梅州，“从行者多困于瘴疠，第四子序卒于梅。君念之切，阅月而君亡”。官员郑刚中贬谪封州（今封开）时，随行三个仆人中，“瘴杀其二，余一人汪举虽脱命鬼手，然毒沴不去，气血枯凋”。
宋代不再笼统地称岭南“瘴地”，而是具体到每个州县来分析瘴疠严重程度。周去非《岭外代答》有“大法场”与“小法场”之说：“岭外瘴毒,不必深广之地，如海南之琼管、海北之廉、雷、化，虽曰深广，而瘴乃稍轻。昭州与湖南、静江接境，士大夫反指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如横、邕、钦、贵，其瘴殆与昭等，独不知小法场之名在何州……广东以新州为大法场，英州为小法场。”
当时还有“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的歌谣。尤其春州据说“至者必死”，北宋王安石主政时特意将春州降级为阳春县，不再安置贬官，获得时人称赞说：“既改为县，自此获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北宋却有一位传奇人物，叫刘安世，他历任上述八州之七而安然无恙，“八州恶地，安世历遍七州，所以当时有‘铁汉’之称”。很多人都好奇他有何养生妙法。刘安世自己归纳了两条。
一是禁酒，完全推翻饮酒御瘴的说法。他说：“某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言南方地热，而酒性亦大热，本草所谓大海虽冻而酒不冰。今岭南烟瘴之地，而更加以酒，必大发疾。……故余过岭即断酒，虽遍历水土恶弱他人必死之地，某独无恙。”（《元城语录解》）本草说酒能“御风寒雾气”，偶尔饮用有驱散瘴雾寒湿的作用，但对于能致人死亡的瘴病（通常是疟疾），多饮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刘安世说初饮酒“似乎有验”，实际上“积久积热于五脏之间，不可救也”。医家释继洪甚至认为酒“乃瘴病之源也”，“南土暑湿，嗜酒则多中暑毒”（《岭南卫生方》）。
二是禁欲，刘安世奉“北人在烟瘴之地，唯绝嗜欲，可以不死”的宗旨，一入岭南“是日遂绝，于今更不复作”。但这一条，常人不易做到。人们归功于他的学养：“安世所守凛然，死生祸福不变，盖其平生喜读《孟子》，故刚大不枉之气似之。”
刘安世的经验表明，酒或槟榔之类都不是防备瘴疠的万灵药，在岭南最紧要在于注重养生。自然也并非一定要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