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中医药思想中，“仁”结合中医职业特点，不仅形成了“医乃仁术”、医乃“救人生命”技艺的观念，更形成了医者行医时必须恪守的“医德”。
•儒家非常重视人们道德的修养，这种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多年来医学伦理与医者德操品行的形成与发展，以至于形成了“为医先做人，做人先修德”的信条。
•在儒家重学、好学、乐学、勤学的学风熏陶下，中医医德中也形成了自己重学、好学、乐学、勤学的优良作风与传统，这在中医史上可谓比比皆是。
•在儒、释、道三家中，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儒家的积极入世，他们为国为民尽职尽责、竭诚敬业。而“尽心尽责而活人，竭诚敬业而轻名利”也是历代大医职业道德的确切写照。
“医乃仁术”，这是两千多年来对中医医德最集中，也是最深刻的概括。这一命题得到历代医家的认同，并付之于实践，典型地体现出以孔子仁学思想为基础的儒家学说对中医药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黄帝内经》里中医伦理思想也非常丰富；可以说，在儒家学说影响下形成的中医药伦理思想，正是由《黄帝内经》中的医德论述所奠定基础的；并在医者们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和丰富，最终形成完整的医德体系。笔者试从以下方面简而言之。
仁者爱人 博施济众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在儒家看来绝不仅仅是指“爱”的行动，“仁”是做人的原则，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夏大地真可谓“仁泽广被”。中医药思想中，“仁”结合中医职业特点，不仅形成了“医乃仁术”、医乃“救人生命”、“活人性命”的一门技艺，更形成了医者行医时必须恪守的“医德”。
“人命关天”在中医中是最基本也是最朴素的观念。战国时期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集解·王制》）《素问·宝命全形论》也明确提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所以它要求医者“预救生灵”、“预济群生”、“与民为病，可得先除”。
正基于此，中医在业医者那里成了“精光之道，大圣之业”（《素问·灵兰秘典论》）。被后世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在其《伤寒论·序》中论说了自己对业医的认识：
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译释》）
正因为医术涉及救命活人，所以医家认为医者必须对“生命”具有高度的仁爱精神，这是一名医者必须具备的德性。诚如明代名医龚信在《明医箴》中有言曰：
今之明医，心存仁义。……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施药一例。（《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医部》）
他的儿子龚廷贤，子承父业，亦为名医，他在其专著《万病回春》中有《医家十要》，其中有言曰：
“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二通儒道，儒医世宝，道理贵明，群书当考。……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药施无二。”（《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医部》）
正因为历代名家大多坚守“医乃仁术”的信条，在实践中表现出对任何病人能够一视同仁，关心体贴、竭诚尽智，全力以赴，且无欲无求，不图名利。正是由于儒家“仁学”的影响和历代名家的实践，中医早就形成了自己优良的医德传统。
如北宋名医唐慎微，“治百病百不失一”，名声极大，但凡是病家来请，“不以贵贱，有所召必往。”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都是主动去贫病之家诊治，尤其照顾“困厄无告”的患者。明代名医万全，不念旧恶、不计前仇，曾千方百计治好一怨家小儿的危重病症。他在其著《幼科发挥》中就表示“以活人为心，不计宿怨。”确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所云：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为医以德 纯正节操
儒家非常重视人们道德的修养，因为“德”是人的内在品质及其外化表现的高度概括，它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人内心信念来维持，并通过每个人的德行来调节人们相互间的种种关系。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行为规范。
德的内涵非常丰富。《荀子·法行》记载了一段孔子关于以玉比德的谈话：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这段话中，孔子以玉象征种种美德。后儒在总结德的内涵时，把仁、义、礼、智、信、忠、中庸、和谐、勇等都归纳其中，而正是这些优良品德被孔子视为实现其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的道德根据。正因为“德”有如此之重要意义，儒家才自始至终注意个体道德的修养。儒家的这种道德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多年来医学伦理与医者德操品行的形成与发展，以至于形成“为医先做人，做人先修德”的信条。
《黄帝内经》的不少篇章记载了对医者的道德要求。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要求“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素问·上古天真论》要求“高下不相慕”，“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素问·徵四失论》尖锐批评那些“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后遗身咎”的恶劣行径。魏晋学者杨泉在其《物理论》中特别提出评价“良医”的标准：
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祗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节，原疾疢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如是乃谓良医。
药王孙思邈在其《千金方·大医精诚》中提出为医者应富有同情心和不避艰险，不计名利，全身心用在患者病情之上。他说医者在行医过程中：
“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忽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明，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诩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
北宋年间成书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对为医者也提出道德要求：“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需礼节，举止和柔；无妄自尊，不可矫饰”。元末明初名医徐春甫在其《古今医统大全》中提出“医术之比儒术，固其次也，然动关性命，非谓等闲。学者若非性好专志，难臻其妙。”“儒识礼仪，医知损益。礼仪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
明代名医李梃在其《医学入门》中对为医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要求：“医司人命，非质实而无伪、性静而有恒真、知阴功之趣者，未可轻易习医。”“既诊后，对病家言必以实，或虚或实，可治、易治、难治，说出几分证候，以验己精神。如有察未及者，值令说明，不可牵强文饰，务宜从容拟以，不可急迫激切，以致恐吓。”“寡室妇女，愈加敬谨，此非小节。”“治病既愈，亦医家分内事也。纵守清素，借此治生，亦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酬。如病家亦贫，一毫不取。”（孔令俭、王安莉主编《儒医文献选读》，山东友谊出版社）
翻开中医史不难发现，一个负有“救人”、“活命”责任的医生，在其为医的实践中，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意识和崇高人格。这其中的仁爱与清廉正直、淡泊名利是密切相关的。
反之那些为名图利的医者必然缺乏仁爱精神，更谈不上对高尚道德意识和崇高品格的自觉追求，他们在行医中挟一技之长，只顾私利，贪得无厌，沽名钓誉，欺骗病人，妒嫉同道，趋炎附势，奉迎当道。这样的医者只能被世人鄙视，被历史淘汰。
从流传下来的医典文献我们可以概括出那些令人赞佩的美德懿行：首先，廉洁正直，不贪钱财，不计报酬，不为名利，尽心尽责，扶危济困。其次，对待病人普同一等，一视同仁，不论美丑，不为贫富，不贪女色。再次，诊治论病，实事求是，不欺病家，不为易治而说其难以售其技，不为难医而说其易以掩己短；再其次，与人唯善，尊重同行，不沽名钓誉，不自我吹嘘，等等。
好学乐学 自强不息
重学、好学、乐学、勤学一直是儒家的优良传统。《周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就是论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在论说自己的人生历程时也是以学为起始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学而》）
需要指出的是，先秦儒家所谓的“学”，首先是指个人的修养与完善，并非单纯地指谓学知识、学技能。孔子就曾专门对此作出区别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学习的目的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从人的心理动力上看学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孔子开坛收徒，执鞭施教，开启一个时代的重学乐学风气。
其后一代宗师荀子在他的论学专著《劝学》中第一句就是“学不可以已”接着论说向学、为学的成果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集解·劝学》，中华书局）正是在儒家重学、好学、乐学、勤学的学风的熏陶下，中医医德中也形成了自己重学、好学、乐学、勤学的优良作风与传统，这在中医史上真可谓比比皆是。
中医药学历来被认为是一门极为深奥、广博且又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它要求从业人员欲实现“仁爱救人”的济世宏愿，就必须博学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风俗人情无不通晓，同时还应具备精深的理论素养和高超的诊治技术。而这些条件的实现，从业者必须具有虚心好学、刻苦专研的学习作风。
明代名医徐春甫在其《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清代名医王孟英在其《回春录》中说：“为医无才、无学、无识不可也，必乎心以察之，虚心以应之，庶乎其可也夫。”孙思邈亦要求从医人员，“故学者必须博其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千金方·大医精诚》）
明代李梃在《习医规格》中认为：“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他要求习医者“每午将入门大字从头至尾逐段诵读，必一字不遗若出其口。”明代龚信在《名医箴》中亦要求为医者须“博览群书，精通道义。”明代著名外科医生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中提出：
“一要，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或内或外，勤读先古明医确论之书，须旦夕手不释卷，一一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凡临证时，自无差谬矣。”
实际上《黄帝内经》就有不少关于要求为医者重视学习的论说，如《素问·著至教论》就通过雷公与黄帝的讨论而突出学习医道的重要性，其文曰：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
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治侯王。愿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名。上通神农，著至教，拟于二皇。”
帝曰：“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遗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上面我们主要引了历代医著中关于医家重学、勤学的言论，事实上历代名家所以成名而得以流传后世，就因为他们在世为医时能够虚心好学而取得成就。
总之，历代中医名家多认为中医药学是一门不断向前发展的学科，为医者必须发扬儒家所倡导的重学、好学、乐学、勤学的优良传统，承前启后，不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医者能否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就不只是一个学习作风问题，还是涉及到医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成就一代大医的必要条件。两千多年来的中医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尽职尽责 竭诚敬业
在儒、释、道三家中，其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儒家的积极入世，他们为国为民，认真负责，鞠躬尽瘁。真正体现了尽职尽责、竭诚敬业的精神。
“敬业”一词最早见于儒家经典《礼记·学记》，其文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其后又引《尚书·兑命》文，“敬逊务时敏，厥修乃来。”重申敬业之义。
实际上，《论语》上就记录了不少孔子师徒关于敬业的言论。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这是讲曾子每天反省自己的内容之一就是替别人谋划干事能否竭诚尽忠了。再如，“？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再如“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在《论语·季氏》篇中之“九思”章中，孔子特别提出“事思敬”，其意就是强调办事情务必注意敬慎。孔子不仅这样教导他的学生，而且他自己也是这样行动的。据《孟子·万章》记载：“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而已矣。’”《史记·孔子世家》亦记载孔子，“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为高蕃息。”
《论语·乡党》篇也记录下不少他为鲁国官员时的史料，从一个侧面亦能反映他的敬业精神。“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平，衣前后，襜如也。趋近，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也。’”
在孔子弟子中，不乏敬业者，而子路则堪称典范，因为他是“以身殉职”者。公元前481年，卫国发生内乱，当时子路正担任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当子路听说孔悝被劫持时，便不顾个人安危，奋而挺身救难。在路上遇到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羔，子羔劝其“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而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混战中，终被剁成肉酱（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可谓“以身殉职”、“杀身成仁”者也。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社会文明的伦理规范，有力地促进整个社会生活的和谐与发展。这些规范进化为两千多年来中医药领域从业人员的高标准人格信条与职业道德，使医生们在以仁术为目标的实践中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
医乃救人、活人之术，所以病人的安危系于医生一身。这就需要医生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凡诊病施治，必须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素问·徵四失论》就指斥那些诊病草率的庸医：“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能病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
张机亦在《伤寒论·自序》中批评那些“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厥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清代学者陆以湉在其《冷庐医话》记载当时名医崔默庵一医事：
崔氏精于医术。“临证精细，若不得病源，必反复诊视，有沉思数日始得其原因。”安徽太平县一个新婚少年，出痘，“遍身皆肿，头面如斗，诸医束手。”崔氏诊之，觉得“六脉平和，唯稍虚耳，骤不得其故。”于是坐于病人榻前，观其饮食、动静。久之，觉其室中漆气熏人，“忽大悟曰：‘吾得之矣！此乃中漆毒耳。’”即今之所谓油漆过敏之症。“急令别迁一室，以螃蟹数个生捣，遍敷其身，一二日肿消痘现。”“服药而愈。”“其慎细若此。”此可谓医之敬业典型事例。
明代外科名医陈实功，“行医四十余年，治病不求报，大江南北赖以全活者不可胜计。”《通州直录州志》记载：
“一妇腮生毒疔，延实功诊视。实功曰：‘疔毒走黄，当不治。’妇闻之泣下如雨，曰：‘吾全家当绝！’实功问：‘何以至此？’妇曰：‘丈夫不肖，儿女幼，无以托，终将流落！’实功不忍弃之，乃备火酒，刺疮出脓三、四碗，外敷膏，内服药，三月竟瘳。”陈氏“年八十二岁卒，闻者无不悲泣。” 据记载，陈实功经常给人排脓、除腐、洗疮、敷药，从不顾病人臭秽。
宋代著名法医学家宋慈在其所著《洗冤集录》中就指出，从事法医的人必须严肃认真，具备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于死伤人命必须亲临现场亲自勘验查看，决不能嫌脏怕臭。如果玩忽职守，就会出冤假错案。他说：“倘检验不真，死者之冤未雪，生者之冤又成。因一命而杀两命、数命，仇报相循，惨何底止。”他告诫有关办案人员：“尸格挨次亲平填注，不得假手吏胥。切勿厌恶尸气，高坐远离，香烟熏隔，任听忤作喝报，吏胥填写，以致重报轻，减多增少。”（《洗冤集录义释》，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因为宋慈每遇死伤疑案必亲赴现场认真勘验，积累下丰富经验，加之钻研历代有关法医学著作，编成传世之作《洗冤录》。后人认真研读，不知避免了多少冤错案件。
徐春甫之《古今医统大全》记载北宋名医唐慎微“精于医药之学，治病百不失一”。“凡以病求诊，不分贫富，召之必往，寒暑风雨不辞。”他治病“不取一钱，但以名方秘录为请，以此士人尤喜之，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药名，一方论，必录以告。”因此也收集不少民间单方验方。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既治愈了大批病人，也积累了大量医药素材，后来编成30卷60多万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其中收药1746种，列附方3000首。
“尽心尽责而活人，竭诚敬业而轻名利。”这正是历代大医职业道德的确切写照，同时，也从一个社会层面反映出儒家仁爱忠义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