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0年，东汉医学家、被国内外医学界尊奉为医圣的张仲景诞生在南阳的土地上。他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自隋唐以后，张仲景著作远播海外，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享有盛誉。千百年来，仲景学说一直是中医的理论基础，被中外医学者赞颂为“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
张仲景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在挽救民众危亡的活动中，树立了崇高的医德，冶炼了精湛的医术，最后完成了垂法千古的医经。
张仲景尤其以爱人知人救危扶厄的济世理念；处处为病人着想的高尚医德和坚决反对巫术、庸医的斗争精神，而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爱人知人 救危扶厄
张仲景在其《伤寒论》自序中明确提出“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已，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了解人，爱护人，尊重人是张仲景以人为本思想的真正体现。
张仲景对人民饱含深情。他虽然做了长沙太守，但淡于利禄，鄙视荣势，憎恶官场角逐。他在“自序”中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他在这种“举世昏迷”的社会里，毅然树起“仁术济世”的思想，时刻不忘救贫贱之厄。
按照封建社会的规定，做官的为了维护尊严，一不能私入民宅，二不能随便和民众接触。为救治民病，张仲景想出了“大堂诊病”的办法，他择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为诊病日。值时，衙门大开，张仲景坐在公堂上为民众诊治疾病。
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官和民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张仲景居然在公堂上“救贫贱之厄”，果敢冲破了“礼不下庶人”的戒律，做到了一个医生对民众的同情和对病人的高度责任感。从而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千古美谈。
为纪念张仲景大堂诊病的业绩，后来的中药房多冠以“堂”，如北京的“同仁堂”，湖南的“九芝堂”等。同时，人们尊称在药铺里给民众诊病的医生为“坐堂医生”。
处处为病人着想
忠诚于人民的健康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医疗道德的基本原则。我们今天的优秀医德，正是在继承前人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伤寒杂病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仲景在行医治病的生涯中“处处为病人着想”的崇高医师道德。
精心诊断、细心观察
张仲景的《伤寒论》被称为“中医之魂”，创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证”是病人的客观存在，有了“证”才能辨明原因，确定治法和运用方剂。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就指出了千余个病症，同时明确了主证、兼证、变证和夹杂症。这些都是仲景在充分运用“望、闻、问、切”以后得来的宝贵信息，有些“证候”和“证状”还是通过与病人近距离的临床观察而获取的。
如《伤寒论》397条原文中，涉及“汗”的字就有128处之多，有全身出汗的，有半身出汗的，有背部或腹部出汗的，有头上出汗到脖颈而止的，有自汗、盗汗、药后发汗，有微汗、多汗、大汗等。一个“汗”字就引出了《伤寒论》的两大名方——初感伤寒本身已有汗的桂枝汤，本身无汗的麻黄汤。这些精细微妙的观察辨证，既是张仲景精湛医术的写照，也体现了医圣一切为了病人的良苦用心。
处方简炼、用药精当
东汉末年，频发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张仲景特别体恤民众的贫苦，他在《金匮玉函经》中明确指出：“珍贵之药，非贫家野居所能立办”为此他尽量使用常见和便宜药物，组方力求药味少而精。他所留下的375首名方中，绝大多数方剂的药味不过五、六品，有的三两味，亦能治愈危重大症。
如治疗“四肢厥逆，亡阳虚脱”的“四逆汤”为三种药物组成；治疗心脏动悸脉博间歇的“桂枝甘草汤”就只用了两味药，治疗“急性咽痛”证，更专用甘草一味而名曰“甘草汤”。治疗“妇人产后腹中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则体现了药食同源之妙。
仲景所制的这些药方，使贫寒之家都能使用，并且药专力宏，有相当高的疗效，从而成为传之千古的“经方”，这些“经方”既体现了他精微深妙的医术，又凝聚着处处为大众着想的真情。
深入探索、认真医嘱
张仲景不仅认真精确地诊断疾病和细致入微地观察病情变化，而且对方剂配伍，药物制作、煎服方法、服药数量，时间和服药后注意事项都一丝不苟地嘱咐病家，以求获得最佳疗效。
《伤寒论》的第一个方子“桂枝汤“在煎服法方面，张仲景就详尽地说明了八条注意事项，如：服药片刻，再喝热粥一升，以助药力；服药后覆盖衣被，微微发汗；服药期间必须忌口，并列出应忌物品。
此类医嘱，论中不胜枚举，从这些谆谆医嘱中我们可见张仲景为了普救苍生而苦求良法，他不但出入茅棚寒舍给病人诊疾，还亲自为一些病人煎药喂汤，探索和掌握用药规律，以自己的实践为后世树立了高尚的医德典范。
反对巫术 痛斥庸医
封建社会人们对自然以及疾病的认知有限，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巫神，巫医和方士，他们从给皇帝炼丹到装神弄鬼，愚弄百姓。张仲景怀着对医药方术和对广大人民群众极端负责的态度同当时盛行的巫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宣传无神论观点，揭穿迷信害人活动。
他还痛斥那些草率从事，贻误人命的庸医。这种不负责的医生，看病只满足于花言巧语的口头应付，望诊病人，装装样子，相对片刻，就随便开个处方。诊脉更是不全面，不细致，连寸、关、尺三部的脉象也未摸清，甚至脉的博动不够次数就停止按脉。患者最近的病情尚不能判断，对于全身的症状，更是毫无印象。这样的医生怎能为民众诊病除疾呢？他曾痛心疾首地说：“哀哉烝民，枉死者半，可谓世无良医，为其解释。”其忧民之心，苍天可鉴。
医圣的伟大在于他有精湛的医术，在于他有垂法后世的医经，从而哺育了自东汉以后的历代名医，更在于他有着博爱的胸怀，敢于直面黑暗的勇气；处处以人为本的崇高信念而使医圣张仲景自立于民族之林，受万世敬仰。这种伟大的精神永远启迪着后人，鼓舞着科学界的人士不懈奋斗。为此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的李东垣赞曰：“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