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抗战时期大师云集、人才辈出，人们会想起西南联大;提起建国初期中医名家荟萃，青蓝相继，人们会想起南京中医药大学。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不同做法，却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与追求惊人的一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与抱负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精神与价值取向的具体表现，是他们为信念和担当献身的中国特质，以及促进民族振兴与发展的大爱情怀。
中医兴，须人杰。1954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应运而生。一批中医药大家组成的群体，在时代变革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时，秉承“艰苦创业、严谨治学”的宗旨，以教育者的人格力量和学术自由这两块基石，成功实现了中医教育由传统师承模式向现代院校教育模式的转换，造就了中医行业的一代大师。可以说，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浓缩的新中国中医药文化史和教育史。
被誉为“中国高等中医教育摇篮”的南京中医药大学，不止在于她拥有一大批名扬四方的中医药大家，不止在于她向全国输送了一大批学有专长而无私奉献的栋梁之才，不止在于她编写了一系列的中医高等院校教材，更在于她在艰苦岁月中形成的坚定信仰、自强奋进、开拓创新和奉献精神，从而展现出中华民族灵魂中的珍贵品质与向上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座座精神丰碑，一个个人格典范，一门门学科基石，虽然历经60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让我们景仰、敬佩、自省。
今天，中医已今非昔比，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先贤们，可以感到欣慰了，当年的学生也步入耄耋之年，大多走进了历史。作为后人，我们走近这些大师以及他们的学生，打开他们几十年的尘封记忆，听他们讲述20世纪50年代的创业故事，感受的不仅是激情与励志，更是深思与求索。
一代大师从这里走来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几十年来，南京中医药大学培养了一批批名噪海内外的中医药大师。在第一批“国医大师”中，有10位(占全国的1/3)从这里走来，中医药界有5位院士(占全国的1/2)从这里走来，还有原河北中医学院院长夏锦堂，原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戴慧芬，江西中医学院教授魏稼……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他们的丰满人格和崇高境界，是他们的勤奋刻苦和坚持不懈，是他们的恒久聚力和向上力量，而造就他们的南京中医药大学，无疑是知识的殿堂、修为的象牙塔、大师的摇篮。
安贫乐道师云集 启迪后学为天职
建校之初，江苏省政府任命该校第一任校长承淡安、副校长叶橘泉、由崑组成了学校领导集体。他们将一批饱学名医纳入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麾下，使之成为学校的一代宗师、一代名师。
周仲瑛回忆，1955年,承淡安、叶橘泉成为全国第一批中科院学部委员。开学时，学校聘请了8位老教师，被称为“中医八老”。他们分别是：主讲《内经》、《中医诊断学》的时逸人，主讲《祖国医学史》、《各家学说》的周筱斋，主讲《方剂学》的樊天徒，主讲《伤寒论》、《温病学》的宋爱人，主讲《金匮要略》的朱襄君，主讲《针灸学》的孙晏如、李春熙，主讲《内经》、《伤寒论》的吴考槃。此外，还有邹云翔、沙星垣、江育仁、曹鸣高、陈丹华等主讲临床各科。
这些教师，大都是当地名医，有着丰厚的收入，舒适的生活。为了新中国的中医教育事业，他们关闭了自己的医馆，放弃了高收入以及富裕的生活条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中医工作中来。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大家“同尝甘苦，共体艰危”，体现了教育者的人格力量和高尚道德。
脱颖而出栋梁才 甘为红烛照人寰
追踪首批中医进修班学员的来源，大都是有来历的。进校前，他们不少是当地有声望、开业5年以上的中医。随着中医进修班、教学研究班、温病研修班的举办，这些学员虽只经过一年的学习，但已有一批优秀学员脱颖而出。
1956年3月，首批中医进修班学员60人毕业，学校留下了丁光迪、王玉川、王绵之、王韵白、印会河、李济人、肖少卿、杨兆民、陈亦人、张谷才、吴贻谷、曹济民、程莘农、董建华、颜正华等32名学员充实到各学科，组建了医学史、中药、方剂、中医诊断、内经、伤寒、金匮、温病、针灸和中医临床各科教研组。随后,学校又留下了孟澍江、孟景春、宋立人、王自强、杨甲三、李鸿逵、梅健寒、王新华、沈凤阁、王灿晖等。
“其实,自己成才的关键一步是考上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在老师的指导下，得到进一步的学习和深造。”92岁高龄的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第一期中医进修班学员肖少卿说，当学生时，老师“医道无饱学，何有岐黄家”的教导，使得自己发奋读书，老师“愿做春蚕吐丝尽，甘为红烛照人寰”的精神影响了自己；当老师时，悟出“身教最为贵，知行不可分”的深刻内涵，认为“医者为人之司命，必备仁德、仁心、仁医、仁术,全心全意为患者诊治，促其康复”，因而教育弟子“学宗岐黄扶困济危，道法扁佗济世活人。”
中流砥柱担重任 人才济济是摇篮
1957年，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快速起步，各地中医院校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是缺少师资。为此，卫生部抽调南京一大批师资支援各地，奔赴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有38人，他们是董建华、王绵之、印会河、颜正华、汪幼人、程莘农、王玉川、程士德、杨甲三、王子瑜、刘弼臣等;前往河北中医学院有18人，他们是汪朋梅、王满城、陈孟垣、王少华、夏锦堂、王体仁等，他们均成为当地中医药事业的奠基力量。
据统计，上世纪50至60年代，南京中医药大学培训的学员遍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人数达1436名。他们有的成为了院士，如董建华、程莘农；有的成为第一批“国医大师”，如王玉川、王绵之、颜正华、周仲瑛、张灿玾、班秀文、张学文等；有的成为著名中医教育家、临床家、文献学家，如夏锦堂、杨甲三、杨长森、刘弼臣、孟澍江、陈亦人、吴贻谷、彭怀仁、孟景春、宋立人等。这一师资优势，奠定了南京中医药大学高等中医教育摇篮的历史地位。
五所中医老校之由来
中医界都知道，1956年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所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则是1958年扩建挂牌的，而原卫生部将其列为首批5所老校之一，是有着历史缘由的。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陆莲舫回忆，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54年的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1956年更名为江苏省中医学校，1958年更名为南京中医学院，1995年更名为南京中医药大学。
“我们设计得早,开发得早，但是换招牌比较迟。”说起这段历史，国医大师、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周仲瑛说，学校一成立，就开展了中医师资培养、中医教材建设和中医教学方法的研究，探索高等中医教育的教学规律，这对全国中医教育的开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在北京中医学院筹建时，办学困难很大。原卫生部曾准备在南京以中医学校为基础建立中医学院。后来从南京抽调一大批中医骨干支援北京中医学院，还支援河北、山东等地的中医院校。
除此之外，全国中医院校选用南京编写出版的中医教材，这成为高等中医教育的第一代教科书。受原卫生部委托，南京还编写出版了《中医学概论》、《中药学概论》以及中医药各类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工具书计28种，解决了中医院校创办初期的教材使用问题。后来，原卫生部主持编写的第一版全国中医学院统编教材，也是在南京所拟定大纲的基础上修订编写的。同时，原卫生部还委托南京举办全国中医师资进修班、中医教学研究班，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中医师资人才。
由于南京对高等中医药教育作出的卓越贡献，原卫生部把南京列入首批成立的5所老校，行文序列为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国家教委领导也把5所老校概称为“东西南北中”，南京中医学院居中。这也一直为全国中医学院所公认。
《中医学概论》编写前后
《中医学概论》的出版，堪称组织编写中医教材的经典之作。第一稿50万字只用了7天时间，经过近一年的反复修改后用于教学，第一次就发行了40万册。以后多次再版，累计发行达100多万册。后被多种文字翻译出版，并被指定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统一必修教材。
无教材 发动师生放手编
1955年3月，当第一期中医进修班开学时，全国还找不到一本符合高等中医教育要求的正规教材，只能采用任课老师编写的临时讲义。如何编写出适合中医高等教育的系统教材？当时是困难重重，既无可供参考的蓝本借鉴，也无有经验的编写人员。
鉴于这种情况，当时的校领导开始策划并组织专家编写教材。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的吕炳奎对此十分关心，多次过问教材编写情况。在他调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时，再次提出由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完成教材编写任务。
1955年下半年，由崑副校长想出一个办法，发动师生，尤其放手让学员们边学边干。他们收集资料，讨论纲目，分工编写，用于课堂教学后，又多次易稿，最后成为中医系统教材。
大会战 夜以继日加油干
说起编写《中医学概论》,南京中医药大学纪念文集《山高水长》中有一文章这样叙述， “当时学校抽调了教师、学员近百人，30人写书，60人誊抄，另有学员统稿。后经专家审阅、反复修改，1958年初交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统稿人之一、已故国医大师王绵之曾追忆当时的情景，感触很深。他说，隆冬时节，我们挑灯夜战撰写书稿时，由崑副校长亲自为我们生炉取暖，递茶送水。晚上9点钟，还指示炊事长送来热气腾腾的宵夜。
其实,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部出版的教材是《针灸学》。那是1956年底，学校组织程莘农、李鸿逵、梅健寒等中青年教师，在老教师孙晏如、李春熙的指导下编写的。全书约45万字，1957年完成，江苏人民出版社同年出版。
填空白 三年出教材28种
自1955年底到1958年，该校共编写出版中医药教材28种740万字，尤其是《中医学概论》《中药学概论》《针灸学》，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赞誉之高，被出版界和教育界视为划时代的创举。这对以后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统编教材起到了奠基作用。
《健康报》曾给予评价：“《中医学概论》从理论到实际概括了中医学术的全貌，贯彻了中医整体思想，在指导临床实际上突出地显示出理论的指导作用。克服了古今各家的偏见，把读者引导到学习中医的正确方向。”正是《中医学概论》构建了现代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一经出版，即被卫生部指定为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的指定教材和中医院校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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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秋，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夏宣告结束。前后历时9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大江南北的一大批名中医响应国家“提高中医，发展中医”的号召，汇聚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艰苦创业，严谨治学，为全国高等中医教育培养和输送了第一批师资，提供了第一套教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前后历时3年，名医荟萃，青蓝相继。
由崑与“交替教学法”
由崑这个名字,许多人并不知晓，可第一期中医进修班的学员们却将这位传承中医传统文化而又有开拓进取精神的老校长铭刻在心。特别是他提倡的“交替教学法”，让人们难以忘怀。其为人处世、治学态度、奉献精神也感人至深,影响久远。
军人出身的由崑，1954年被江苏省政府任命为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作为中医教育家和团队带头人，他恪尽职守，鞠躬尽瘁，以其远见卓识、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建立起一种互相尊重、分享体验、同舟共济的学术氛围，对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贡献功不可没。
先入为主 端正办学方向
“中医的跌宕起伏直接关系到个人命运。”周仲瑛想起建国初期的中医风云变幻,感受颇深。他说, 那时，中医发展处于困境，受当时部分人“消除中医”思想的影响，全国掀起一股中医进修西医的风潮。考试是西医内容，上课是西医课程，这显然对中医的发展不利，也是没有前途的。1954年底，形势发生了变化，自己参加第一期中医进修班考试时，考的全部是中医内容,立刻感到中医受到了重视，要振兴发展了，因而自身命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谈起学校的创建过程，周仲瑛说，1954年召开“振兴中医药”大会，传达了毛主席“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精神，并计划建立中医院、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研究所。这就说明了当时中医振兴已经在方针、政策方面非常明朗，一下子就把医教研三个主体一把抓起来了。
“那时，以承淡安、叶橘泉、由崑为主的校领导，端正了中医办学方向，强调中医‘先入为主’的原则，停开西医课，先学中医课，并以四大经典为主。”肖少卿清楚地记得，学校制定了第一套教学大纲，编写了第一套中医系列教材，培训了第一批师资，谱写了新中国中医教育史上许多引人瞩目的第一。
三兵教学 通过三关较量
过去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情况了，必须首创一套新型中医教育模式,怎么办？由崑副校长提出“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即“交替教学法”，是解决师资、教材和教学方法的一大创举。
什么是“交替教学法”？学员们回忆，学员学完中医课程后，根据其理论水平、特点、专长，被编成若干个小组，分别对教师的教学内容、方法、教态、板书等进行评论，指出优缺点。 之后，学员们对这门课如何教有了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让他们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分工修订讲义和备课试讲。达到初步成熟后再分配到下一个班次讲授，指导老师加以指点。课程结束后，开展另一轮次的评教活动。
学员熟练掌握“交替教学法”，必须通过备课关、试讲关、编写教材关。如此教学法，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还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初步掌握现代教学方法的中医师资。
一大创举 引来全国同行
这是建校初期的一张集体备课黑白照片，既反映了当时的艰苦环境，也是当时开展“交替教学法”的一个场景。只见两组教师分别坐在平房前的教桌周围，认真讨论教学问题。有的打着手势认真地讲，有的全神贯注地听，有的对照教材陷入了思索。
学员们边听课，边参加教材编写,并进行反复试讲训练的方法，对学风和教风影响久远。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印会河回想当时的情景说，“我躺在床上还在练习试讲，一章一节地练习，一段一遍地备课。”安徽中医学院（现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乐匋也曾说过：“在母校学习期间，为了教好《祖国医学史》中几个章节，自己反复试讲了8次之多。”
南京的教学法引起了全国各地的重视。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院长程门雪、北京秦伯未、安徽中医学院院长林耀东等来校参观后均提出派师资来南京学习取经。到1958年招收本科生时，南京中医药大学为全国培养的学员达58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