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论明朝奇书《金瓶梅》风行的社会背景时说：“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
这里被视为造成明代世风日下的罪人之一的盛端明，是广东揭阳人，号程斋、玉华子，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十五年中进士。他本应成为乡邦的荣耀，何以成为反面人物？原来盛端明一路仕宦，在任职右副都御使时，遭弹劾削职回乡，“家居十年，好药石及长生之术”，被以方术得宠的陶仲文举荐，再度出山，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但食禄不治事，供药物而已”。身为文士，却是以方药之术得任高官，所以《明史》批评他“起家甲科，致位通显，乃以秘术干荣，为世戮笑”，将其列入“侫幸”传。
若论明朝世风败坏的罪魁，自然首推那位20多年不理朝政、沉迷炼丹的嘉靖帝，不过其他人也起了推波肋澜的作用。重视气节的士林清议认为，像盛端明这种中过进士的文人，尤其不应该以方术迎合。大节有亏，所以我们也很难替这位岭南乡贤翻案。不过，历史人物不一定只有非黑即白的脸谱，具体来看盛端明的作为，或许可以替他做减罪辨护。
首先，盛端明的方术未坠邪道。时人认为盛端明等人“多以春方、媚药、房中术进，皆得恩宠”，迎合宫廷淫风，“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房中术）耳”，所以“虽致位卿贰宫保，俱无行之尤矣”（《野获编》）。但同为方术，亦有正邪之分。盛端明与顾可学进献的“秋石”，系“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遗”，固然有神秘色彩，但毕竟是药物的一种，比陶仲文进“红铅”要正道得多。后者据《野获编》载，系“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嘉靖为此曾两次选460多名未来月经的童女进宫圈养，候采初次月经为“红铅”，方法极不人道。李时珍《本草纲目》曾强烈批评此法为“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但是秋石在历代医药著作中都一直有收载。
其次，盛端明虽得陶仲文保荐，以精通方术而官居一品，但是他保有知识分子的谦恭内省之心。嘉靖朝，“奏章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奏者，诸司章奏也；他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前朝官不与闻”。盛端明、顾可学等虽任礼部尚书，但应属于后朝，顾可学“独扬扬自喜，请属公事，人咸畏而恶之”，盛端明则自知“由他途进，士论耻之”，无意参与政事，后来“内不自安，引去”，辞官归还潮州故里。所以《明史》虽然将他放在“侫幸”传，还是有一句赞扬话，说他“颇负才名”。
盛端明存世有《程斋医抄》140卷，博采历代医家经验，后择精要编成《程斋医抄撮要》，旨在“穷乡僻壤中得此亦可以疗疾也”。他在乡间，“有求疗，不分贫贱，即与药”，不取分文。从医学而言，还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