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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端明的方术未坠邪道

  鲁迅评论明朝奇书《金瓶梅》风行的社会背景时说:“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

  这里被视为造成明代世风日下的罪人之一的盛端明,是广东揭阳人,号程斋、玉华子,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十五年中进士。他本应成为乡邦的荣耀,何以成为反面人物?原来盛端明一路仕宦,在任职右副都御使时,遭弹劾削职回乡,“家居十年,好药石及长生之术”,被以方术得宠的陶仲文举荐,再度出山,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但食禄不治事,供药物而已”。身为文士,却是以方药之术得任高官,所以《明史》批评他“起家甲科,致位通显,乃以秘术干荣,为世戮笑”,将其列入“侫幸”传。

  若论明朝世风败坏的罪魁,自然首推那位20多年不理朝政、沉迷炼丹的嘉靖帝,不过其他人也起了推波肋澜的作用。重视气节的士林清议认为,像盛端明这种中过进士的文人,尤其不应该以方术迎合。大节有亏,所以我们也很难替这位岭南乡贤翻案。不过,历史人物不一定只有非黑即白的脸谱,具体来看盛端明的作为,或许可以替他做减罪辨护。

  首先,盛端明的方术未坠邪道。时人认为盛端明等人“多以春方、媚药、房中术进,皆得恩宠”,迎合宫廷淫风,“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房中术)耳”,所以“虽致位卿贰宫保,俱无行之尤矣”(《野获编》)。但同为方术,亦有正邪之分。盛端明与顾可学进献的“秋石”,系“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遗”,固然有神秘色彩,但毕竟是药物的一种,比陶仲文进“红铅”要正道得多。后者据《野获编》载,系“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嘉靖为此曾两次选460多名未来月经的童女进宫圈养,候采初次月经为“红铅”,方法极不人道。李时珍《本草纲目》曾强烈批评此法为“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但是秋石在历代医药著作中都一直有收载。

  其次,盛端明虽得陶仲文保荐,以精通方术而官居一品,但是他保有知识分子的谦恭内省之心。嘉靖朝,“奏章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奏者,诸司章奏也;他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前朝官不与闻”。盛端明、顾可学等虽任礼部尚书,但应属于后朝,顾可学“独扬扬自喜,请属公事,人咸畏而恶之”,盛端明则自知“由他途进,士论耻之”,无意参与政事,后来“内不自安,引去”,辞官归还潮州故里。所以《明史》虽然将他放在“侫幸”传,还是有一句赞扬话,说他“颇负才名”。

  盛端明存世有《程斋医抄》140卷,博采历代医家经验,后择精要编成《程斋医抄撮要》,旨在“穷乡僻壤中得此亦可以疗疾也”。他在乡间,“有求疗,不分贫贱,即与药”,不取分文。从医学而言,还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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