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中医药文化建设方兴未艾，为社会大众认识、了解和认可中医药的医学科学价值，提供了渠道、氛围和养料。然而，在中医药文化建设中，必须警惕偏执失当，将中医药“泛文化”化，而忽视、淡化甚至扭曲了其科学属性。发展中医药，必须坚持和高举科学大旗，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守科学理性，承载科学担当，借鉴融合当代医学成果，开发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发展和繁荣中医药学术。
山东中医药大学尹常健教授因此著文“承载起伟大的科学担当”，阐述其对中医药科学属性的理性回归、积极应对中医药学面临的学术挑战以及在医学科学旗帜下架构中西医结合的桥梁等问题的思考。本报今日起按章节连载刊登，以飨读者。
尹常健 男，1950年1月出生，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山东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华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中医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全国第四批、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消化系统疾病特别是肝胆病中医临床研究，先后承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大科技专项、主持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课题及山东省中医药攻关课题等共13项，出版学术著作21部。
近年来，中医药文化建设蓬勃开展，对弘扬中医特色、彰显中医优势发挥了巨大作用，可谓功不可没。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医药存在和发展的真正价值主要还在于其防病治病的医学科学价值，而非单纯虚化的文化价值。因此，在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承载起伟大的科学担当，为此，还须有另一种声音，那就是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医科学的主旋律，以此进一步提高大众的中医认知度和认同感。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关注大众健康需求，更多地从科技层面上把中医药的各项事情做实做好，切实提升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作用和贡献度。
承载起伟大的科学担当，从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战略高度而言，我们应当首先面对并解决好三个重要命题：即实现中医科学属性的理性回归、积极应对中医学面临的学术挑战、在医学科学的旗帜下架构中西医结合的桥梁。
【实现中医科学属性的理性回归】
当前由于学术界和舆论界普遍存在的对中医人文属性的过分夸大，很多人都热衷于在哲学人文的层面上谈论中医学的博大精深，使中医真正的科学内涵和光辉反而被哲学文化所遮掩，而最为熟知中医科学属性的广大中医临床工作者作为主要的中医从业群体却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还要经常受到少数“唯科学主义者”对中医学的无端指责和贬低，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中医药科学属性的正确认知，让中医科学的理念融入每个人的心中诚非易事，因此，实现中医科学属性的回归，确为当务之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承认和肯定中医学的科学属性和地位
中医是什么？《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中医药（民族医药）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疾病做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这无疑是对中医本质属性的最准确的答案。
中医是怎么来的？中医是从生活和医疗实践中来的。中医的源头在哪里？中医的源头也在实践之中。史载：“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氏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十毒”，“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至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出焉”，这些论述生动地论述了中医药的起源和人们认识药物的实践过程。
古人就是在不断观察人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通过调精神、起居、劳逸、饮食等措施减少和避免疾病发生；通过药物、针灸、推拿、熏洗、砭石、手术等治疗方法使疾病好转或康复。因此，中医学又是一门具体的防病治病技术。望闻问切、辨证用药是技术，针灸推拿、手法整骨、痔结扎术、疝手术、腹腔穿刺等尤为真实可见之技术。有统计表明，世存中医药图书约为1万多种，其中以临床文献为主，约占80%以上，这是从事中医诊疗和临床研究的宝贵的科学财富。这些临床文献所记载的内容无不是论病证、论病因、论证候、论治法、论组方、论选药，论各科具体治疗方法，主要都是讨论治病之“术”的，是真实而具体的，而这才是中医学的主体内容。正是这些理论和经验穿越时空，以医学科技的属性和定位融入到我国医学科学和人民的卫生健康事业之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医学在实践中诞生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上升到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的科学历程，从而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逐渐分化为门类齐全的不同学科，如本草学、针灸学、内科学、疮疡科、骨伤科、五官科、妇科、小儿科等，成为从理论到临床的完整的医学科学体系。
中医的魂是什么？中医的魂是仁爱精诚、扶危救困，是悲悯的人文情怀；是重视实践、勤于发现、善于总结的优秀传统；是不畏艰险、不懈探索、追求真知的科学精神；是敢于质疑、勇于否定、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是求真务实、不尚空谈、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
中医的根扎在哪里？几千年来，中医的根深深地扎在民间，扎在中医从业者的临床实践和人民大众的就医理念之中，中医能治病，能治好病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共识；很多时候，中医药真正的瑰宝并不在理论家的宏篇巨著里，也不在演讲家滔滔不绝的演讲中，而它可能就在一个老中医的临证经验里，也可能浓缩在某一具体的治疗手法或处方中。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中医的经验性本质上反映了临床结果为导向的治疗程序，在这个程序中屡试不爽的东西留下了，无效的东西则被淘汰，就这样，整个中医体系千百年来一直在完善之中”，这一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正是医学科学不断进步的科学历程和基本规律。
真正明确中医学的核心特征
不同的科学学科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征，中医学更是色彩纷呈、独具特色，其核心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医是科学的，也是人文的，但主要是科学的
中医姓“医”，医学是中医学的本质和核心，而医学是防病治病的科学（含具体的防病治病技术），中医学作为医学科学其主要使命是探索生命奥秘、健康要素、养生真谛和疾病防治的医理和方法的。中医学具有真实而丰富的科学内涵，完整系统的学术体系，具体而实际的诊疗方法，独特而真实的临床疗效，而中医学的方法学和疗效学基础主要的是体现在诊断学、治法学、方药学等医学科技层面上的。中医学每一理论的提出，每一种方法的建立都是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的，因此，中医学的科学属性是毋庸置疑的。
同时，中医又是人文的。因为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健康与否，疾病的转归与预后除自然发展的规律之外，无不受到社会人文环境的深刻影响。因此，医学包括西医在内，与其他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医学除追求自然的真知和理性之外，还追求超越科学的人性光辉，这就使医学自然地具有了人文的色彩。虽然无论中医和西医都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撑，但由于中医学根植于优秀中华文化的沃土并深受其滋养，因此，中医学的人文属性较之于西医学就显得更为厚重而深沉，博大而广阔。
中医是自然的，也是哲学的，但首先是自然的
中医学在实践中诞生，在探索中发展，在总结中完善，中医学以疾病防治和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目的，中医学既包含对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规律的科学认识体系，又包括疾病防治的具体方法。中医学所面对的人和疾病都产生于天地之间，发生于四时之内，都是自然的、物质的、真实的、具体的，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中医学就是通过把握这些人体和疾病的自然发展变化规律来解决疾病防治的实际问题。因此，中医学既是物质医学，也是疾病医学。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实践产生理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说中医学首先是自然的。
中医学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借用了大量的古代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和对立统一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生命状态的恒动观及辩证法等都对中医学的产生、延续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中医学主要的思想和方法学武器，中医学的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动与静、标与本等概念无不闪烁着哲学思想的光芒，因此，中医学也是哲学的，但哲学是为中医学自然科学的本质属性服务的。张为佳先生曾说：“不将中医学称之为哲学是其在思维上虽然可以映射出一定的哲学思维，但其重要在于关乎应用，在于解决问题”。
中医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
中医学诞生年代久远，发展源远流长，著作浩如烟海、完整地记载了古代医学家的智慧和经验，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含容丰富，散发着古老深沉的气息。
中医学发展到今天，不得不面对全新的科学环境和现代医学疾病的防治任务，这就要不断吸纳现代医学科学的新理念、新成果，中医学也随着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入而不断进步和发展，使中医学这棵古老之树不断绽放新的学术研究之花，结出新的科技创新之果，焕发出新的生机，科学可以穿越时空，因此，中医也是现代的。
中医是理论的，也是经验的。
中医理论以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与辨证论治学说、方剂药物学等为主要内容，以阴阳五行作为说理工具，架构起完整的理论体系，理法方药，环环相扣，细密严谨。
中医学又具有鲜明的经验医学色彩。“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生动地反映了实践经验的重要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满腹经纶、著作等身的理论家可能开不出一张合格的处方的原因。没有长期的临床实践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中医学的科学内涵，更难以洞悉中医学的真实世界。
中医是经院的，也是民间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药院校教育蓬勃发展，众多的硕士、博士毕业于高等学府，专家学者、人才辈出，上得国际讲台，登得大雅之堂；高规格中医医疗机构、研究机构相继建立、新成果不断涌现，使中医学成为我国医学科学的重要学术体系。
中医又是民间的，它发端于民间、根植于民间，深深地烙着我国农耕文明的印记，是我国农业文明的产物。中医所应用的植物药、矿物药、动物药也主要来自天然和农业生产。中医诊疗、经验学习，口传心授；单方验方，特殊方法，简便实用，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医学。
中医是整体的，也是局部的。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认为天人合一，注重宏观调控，主张明标本、认异同、辨逆从、知邪正、权轻重，从整体上平衡阴阳、调理身心、却病延年，改善生命质量。
中医更注重微观识病，更关切局部变化，疾病在多数情况下是发生和表现在人体某一局部的，中医诊疗无不先辨具体病变、具体部位、具体证候、具体舌象、具体脉象，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治疗皆法有所指、药有所对，所针对的靶点、所解决的问题多从局部开始，疗效也往往首先体现在局部病变的好转，而这些局部疗效也正是实现综合疗效的主要基础。
中医是深奥的，也是浅显的。
中医典籍、辞章华美、义理深奥；阴阳五行学说、五运六气学说、精气神理论等更是哲理深邃，语意抽象。
中医又是浅显的、通俗的。《药性赋》《汤头歌诀》等著作平朴浅显、通俗易懂，易读易记；中医诊法之“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等更是浅显直白，易学易用。中医学以精深的医理、诗化的语言，使深奥与浅显同在，典雅与通俗并行。、
熟悉和把握中医学的核心特征，我们才会从总体上真正了解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缺陷和不足，也才能保留特色、强化优势、纠正缺陷、使中医学术不断发展并以崭新的面貌伫立于世界科技之林。
厘清中医学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中医学诞生在中国，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和滋润，古代医学家为了更好地认识、归纳、阐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借用了大量的古代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学说等，同时吸纳了儒、禅、道等传统文化的精华，这种借鉴和吸纳是为了更好地阐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是为中医防病治病的科学属性服务的，它们起的是工具和符号的作用，是从属的和辅助的。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哲学理论和中医文献研究者从纯哲学人文的视角去认识和阐释中医学，演绎出诸多使中医学脱离科学轨道的论点和学说，较为普遍的如“中医绝不能附属于科学体系，传统文化才是中医之魂”；“中医不是斗病之学，而是和人之道、中医和于人，而病自治”；“中医是形而上之医道，而非形而下之医术”等。这些言论和观点显然是把中医看空了，看玄了，虚化了，神化了。中医学的医学服务功能和防病治病技能从根本上被淡化和否定了，这种对中医学科学与人文主辅关系的颠倒，使中医学与科学渐行渐远，这当然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中医学作为医学科学和防病治病技术，重在实际应用，重在解决问题，归根结底是要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临床疗效是中医真正的灵魂，而疗效的取得靠的是中医理论的正确指导、靠的是正确的诊查、恰当的立法、科学的组方、合理的用药；靠的是医生的学识和经验，靠的是药物和方剂的真实功效，如止痛、止呕、止咳、止血、止痒、止泻；化痰、化积、化瘀；通淋、通经、通乳；消积、消食、消胀、消痈，退热、退黄等作用和效能，正是这些实际功效才能使患者证消病除。至于“汗吐下”三法及“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攻逐水饮、破血逐瘀、峻下泄热等治法就更无不是祛邪之法，斗病之术。只有邪祛病除人才能安和，没有斗病何来人和？以外科而言，中医典籍所记载的治疗技术就更为具体而丰富，正如阙华发先生在一篇专论中提及的，在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就详细记载了痔结扎切除、肛病手术、斜疝手术；我国第一部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用截趾术治疗脱疽；汉代华佗发明“麻沸散”作为麻醉剂进行开颅手术；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中记载有食管异物剔除术，并发明了葱管导尿术；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中记载了小儿并指的截指术；清代《医门补要》就有了包皮切除术的记载。中医学丰富的科学内涵正是由这些具体真实的“术”组成的，“术”岂可缺哉！
中医学诞生于实践之中，是先有“术”的，只有从实践做起，具备了丰富的经验积累和精湛的诊疗技术，才会由“术”而升华至“道”的境界，没有术，何来道？重道轻术论者所阐释的只不过是空洞的中医概念和哲学术语而已，离真实的中医世界相去何止千里。
一百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批评中国人对科学态度的两点根本不对时说“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几千年来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认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科学认为艺而成下的观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欢迎。”这段话对于时下中医重道轻术论者而言，可谓贴切之至。
对于中医学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古人早有明确认识，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就指出：“医术比之儒术，固其次也。然动关性命，非谓等闲……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已明确将医儒分开，明确指出医术才是事关生民之命的核心和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