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这四句话是做一个好医生的必具原则，要遵而行之。 ——章次公
章次公（1903—1959），江苏省镇江丹徒大港镇人。现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原名吕光，字合子。后易名成之，号之庵，字次公，以字行世。师从名医丁甘仁、曹颖甫及国学大师章太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行医沪上；参与创办并执教中国医学院、上海国医学院。1955年应召赴京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兼任中南海保健工作，曾多次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看病。历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等职。
章次公精研医书经典及诸家学说，于伤寒学造诣尤深。提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临诊主张运用中医之四诊、八纲、辨证论治，兼采现代科学诊断手段，“双重诊断，一重治疗”，提高疗效。对温热病的治疗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对内科杂病及妇科病的治疗有很深的造诣。用药则博采众方，无论经方、时方、单方、验方乃至草药，兼收并蓄，机动灵活，注重实效，尤其善用虫类药物，每收显效。
著《药物学》4卷，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撰有《张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中国医学史话》等有关医史论文；尚有《诊余抄》《中西医学名词对照》及其他论文20余篇；另与徐衡之合辑《章太炎先生论医集》；晚年拟修订《历代医籍考》，校勘《黄帝内经》，未竟病逝。《章次公医案》《章次公医术经验集》系其门人集体搜集，朱良春整理出版。
薪火相传 教泽绵长
章次公12岁由父亲授《黄帝内经》《伤寒论》等，15岁丧父，母亲靠种菜卖菜抚育他成长，1920年考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8年，章次公成为章太炎弟子。他出于对太炎先生的敬仰，取“次公”为字。
章次公不因循守旧、墨守成法，虽先后在母校及中国医学院执教，然而他觉得两校环境均不能充分发挥其志向，遂于1929年，与徐衡之、陆渊雷3人创办上海国医学院。除中医必修课外，另添加西医基础医学等。力主中医要科学化，抛弃中西医成见，采取中西医结合，重实际而不尚空谈。各科讲义内容多用现代科学解释古代医学经文，使学生耳目一新，颇有吸引力。上海国医学院开办仅3年，培养学生百余人。
章次公先后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等学校授课，讲授药物、时病、杂病等。数十年后，弟子王玉润回忆当年的上课情景：“记得第一次见到章次公先生是在课堂上。当这位新来的药物学老师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不由大失所望，那么矮的个头，身上的长衫像是几年没洗过，戴着一副眼镜，真是有些呆相。只见他二话没说，便在黑板上吃力地写下‘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大字，这便引得我们很想听听他有何许高见。没想到这么一个‘呆人’讲起话来有苏北口音，却口若悬河。从《黄帝内经》一直讲到《本草纲目》，一个个药名，一个个方子讲得头头是道，同学们不由叹道：‘这先生好记性！’”
章次公认为，古人医案中，在治效方面有很多渲染浮夸之处，不能尽信，尤其失败病案，百难得一。因此，在教学中，他既说成功经验，也讲失败教训。自己的医案亦如此，治疗无效的也毫不掩饰，全案编入，跟学生一同研讨失败原因，引为戒鉴。他将自己失败的医案，详叙始末，汇编成《道少集》与《立行集》。名家高手亦难免误诊误治，如何对待失手，可看出医家心胸。章次公说：“对待别人固可隐恶扬善，若以对待他人之法而原谅自己学术上之错误，此必沦为无行之庸医。”他不讳己过，不计毁誉，彰显出其医德之高尚。
衷中参西 革故鼎新
章次公富有革新创造精神，不厚古薄今，勇于吸收新知，积极进取，提出对中医学理论要加以整理和提高。在20世纪上半叶，面对中西医并存的局面，章次公提倡中西医结合，对中医应“舍似存真”，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发皇古义”即重视经典著作，研究探索和阐明中医传统理论精髓，并使之发扬光大，很好地传承下去；“融会新知”则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知识、新兴学科之长（包括现代医学检测手段）而加以融合，为我所用。“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是章次公一生所奉行的治学理念与事业宗旨。
针对当时中西医相互攻击的状况，章次公曾感慨道：“中西医如果依旧深划鸿沟，相互攻短，那无疑是开倒车，阻碍医学的发展。”他曾经这样比较过中西医：“中医的诊断，有些地方不及西医，但也有其突出之处。不但诊断如此，中医的一切都是从综合、整体着眼，不同于西方医学片面地过于重视局部的变化。如果既从整体着眼，又注意局部的病灶，则辨证论治当更为精切，更接近于了解事物的本质。”他认为中医治病以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为主，从整体着眼，这是中医的特长，如能运用现代科学的诊断方法，加强对疾病的认识，那就更加完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扬中医学的长处，从而提高疗效。
20世纪30年代末，他挑选病人作为示教病例，并邀请李邦政博士于晚间来诊所里为他的学生讲授物理诊断，如叩诊、听诊等，还讲授化验诊断、西医内科学等，他从中学到不少西医知识，并撰写了《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的论文。章次公亦撰文，说自己既“追随陆渊雷、徐衡之两先生问业于余杭章太炎先生之门，倡言中医改进”，又“与西医中积学之士何云鹤等上下议论，反复研讨”。他认为中西医学的理论体系虽然不同，而其研究对象、目的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防病治病，增进人类健康。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人类同疾病进行不懈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发展中医须参合现代医学理论，取长补短，西医在诊断与鉴别诊断上注重实据，确有独到之处，应该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中西融会之。当然，“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要坚持中医特色，不可全盘西化。
奇人奇药 难得高士
中央卫生部某副部长在上海听到了有关章次公的种种传奇，便到其诊所考察，观察后，认为章次公医道高深，医术高明，堪当重任。
1955年11月，他被调到北京，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中南海保健医生。章次公到京，正赶上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患重病诊治。林老已69岁高龄，久病体衰，既不能进食，也无法休息和睡眠，诸医束手，下过两次病危通知，周恩来总理十分焦急。卫生部派出秦伯未、徐衡之、章次公等为中医专家组成员。白天他们察看了林老的病情，当天深夜，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会诊并当即指示立即成立中医抢救小组负责救治，组长为章次公，组员由章次公选定，于是当天参加会诊的中医都成为组员。
章次公成竹在胸，拟方用一味大剂量野山参炖汁，少量频服。开出方子之后，他守候在病床边。林伯渠不能口服，一服即呕吐。大剂量野山参煎好后，章次公让护士用棉球蘸上参汤，对着林伯渠的嘴挤，一滴一滴地喂，喂喂停停。随着参汤一滴一滴地渗进，林老呃逆逐渐减轻。总理大喜过望。章次公又嘱用新糯米煨稀粥。参汤、米汤交替着喂下去，林伯渠又渐渐地睡着了。两天后病人开始吃稀饭。不久，逐渐康复。
“简直是奇迹！”人们小声议论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治疗开始不久，章次公就断定林伯渠将会产生饥饿感，早早备下新米汤，真是料事如神！后人评之曰：“糯米粥，黏而持久，味淡而平和，与人亲和性强，极妙。章老善思，功力久积。”真是奇人，奇药，奇效！这个奇迹正是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辨证论治扶正祛邪的理论下取得的，扶正才能祛邪。
周总理命卫生部组织病案讨论，以汲取教益。孰料讨论会变成了中西医争功会，主持者只得暂时休会，向总理汇报。总理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到会场，听取扼要汇报后，沉吟良久，他环视会场，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语重心长地说：中医好！喜悦浮现在中医们的脸上；周总理稍作停顿，又说：西医也好！西医的脸上顿时春暖花开；周总理紧接着说出第三句话：中西医结合更好！大家热烈鼓掌。会议结束前，周总理单独接见了章次公，给予鼓励。（刘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