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和着眼点来认知健康与疾病，将人类体质的研究置于自然、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尊重且关注生物遗传、外界环境等各种因素及由此产生的差异，目的同样旨在防治疾病、恢复健康。
●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医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已作为西方世界的通用表达。用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体质学，不仅有利于中医的自我发展，也有助于中医更加权威地走向世界。
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是医学与人类学相交织，即将人类学的理念与研究方法应用在疾病认知、治疗实践和健康保健等医学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包括：跨文化医疗系统（如不同民族、不同历史之间）的比较研究，与人类学有关的营养、人口、出生、年龄、药物滥用、社会流行病学等问题，以及人种心理学、生物医学的文化分析，还包含古病理学和疾病人种历史学研究及临床应用人类学。
为医学人类学确定研究领域的是Arthur Kleiman（阿瑟·克莱曼，通常译作凯博文），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复旦大学名誉教授，世界一流医学人类学家。他译成中文的著作有《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谈病说痛——人类的受苦经验与痊愈之道》、《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等。
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多从中医经典着手
30年前，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开始起步，经历了译介国外学说、理论到日渐发展，并在吸收、借鉴中自觉转向本土化研究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学会相继出版《人类学研究》（1984年）、《医学人类学论文集》（1986年），标志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正式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其中，老一辈人类学家、复旦大学刘咸教授（1901年-1987年），在论文《中国古代对于医药人类学的贡献》中，以《黄帝内经》论述人体测量学的创始和血液循环的发现，以《洗冤集录》讨论法医人类学，以《针灸甲乙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阐述针灸人类学，以《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滇南本草》等讨论本草人类学，指出我国的医药人类学源源流长，既是体质人类学性质，又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学者王慧芳在《〈黄帝内经〉与人体测量学》中，运用《灵枢》的翔实数据对人体37个部位点进行测量，证实了秦汉时期人体测量的真实性与可靠价值，指出《黄帝内经》为医学人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医学人类学的理论、学说，由国外引介传入我国，国内的研究多从中医经典着手，以探讨人类体质内容为核心，基本属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范畴。体质人类学更多关注人类的多样性及其起源、分子生物学证据、行为研究和实际应用等。
中医体质学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
几乎与之同步，中医体质学经30多年发展，在基础理论、体质分型、调控方法等方面已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
1982年王琦教授与盛增秀研究员的合著《中医体质学说》奠定了学科基础；1995年王琦教授主编的《中医体质学》出版；2003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成立；2005年《中医体质学》成为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2009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中华中医药学会制定的标准《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ZYYXH／T157-2009）正式颁布；2009年《中医体质学2008》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研究展望。
中医体质学的基本内涵，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以人类体质为研究对象，以指导疾病防治和养生康复为研究目的，包含相关概念阐述，体质分类，体质与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的相关性，体质干预，以及现代体质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重要命题的学术体系。目前，中医体质的理论体系日趋完善，正走出国门，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
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融汇有理论基础
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虽然理论本原、考察视角、学科侧重不尽相同；但从二者的发展历程、学术内涵、研究领域来看，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交汇。
王琦教授创立“体质可分论”时，就把人类学作为重要依据，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群的体质是可以分类的。因为体质性状有助于了解不同种族或人群体质构造的异同和在不同生活条件下人体的变化规律；体质性状受到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就每个具体性状所受不同因素作用之多少而言，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英国皇家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旅英中医学者马伯英院士对医学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概念、内涵做出辨识，认为有别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的体质、构造、起源、演化、人种，乃至基因遗传等，包括诸如古人类学（化石人类学）、人类起源学、人种学、体质构造人类学之类，与现代医学的基础学科相切近。
人类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有春提出，从疾病、环境及人类文化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发现物理环境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是疾病与治疗的首要决定因素；这一源自人类学整体论传统的生物文化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单纯以文化解释社会文化行为的不足。
人类学专家、云南大学教授张实认为，人类体质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生物遗传因素等的影响，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密切的相互关联性，而社会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人类的自然生物属性；人类是“文化的动物”，既有生物特征，又有文化特征，是生物与文化特征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和着眼点来认知健康与疾病，将人类体质的研究置于自然、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尊重且关注生物遗传、外界环境等各种因素及由此产生的差异，目的同样旨在防治疾病、恢复健康。由此可见，这二门学科的融汇，存在着理论基础。
用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体质学利于中医发展
笔者尝试构想中医体质人类学的可能。在多学科交叉的中医体质分类研究中，不仅可采用文献信息学方法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合，亦可增加医学人类学的方法，如田野调查、综合考察、比较研究等，使编制的量表和制定的标准更具普遍性与权威性。进行体质类型的生物学内涵研究时，运用分子生物学、免疫遗传学等现代科技方法，也成为医学人类学近年研究的新趋势。所引进的生物学基因和遗传学方法对于造成民族个体变异和个体疾病的分子机制的研究，为服务各民族人口健康意义重大。如人类线粒体DNA对研究人类的起源、血亲关系、个体的鉴别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医学人类学告诉我们，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对疾病病因的解释以及对此采取的治疗实践和模式各不相同，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长期的历史沉淀并为其所用的疾病观念，从而衍生出相应的治疗手段。中医体质学正是从功能状态角度揭示疾病在人体内发生、发展和调节控制规律的学科，在客观上架起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进入现代医学的桥梁。
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医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已作为西方世界的通用表达。因此，用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体质学，不仅有利于中医的自我发展，借用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冯珠娣（Judith Farquhar）阐述“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也有助于中医更加权威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