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寒假返乡，笔者欣闻家乡山东省济宁市进行了“十大中医世家”的评选，而笔者家族以父亲孙兴为代表的“孙氏中医”幸而获此殊荣。借佳节之机，与父辈同桌把酒忆及先人为医施药的种种艰辛，不禁百感交集。期间，父亲拿着一张颇为陈旧的照片娓娓道来，一幅旧时济宁医界的峥嵘画面在笔者面前徐徐展开。
这是一张拍摄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照片，照片中的主人翁多数已经作古，但照片里的故事却是笔者家乡山东省济宁市的历史上一段不能不提的中医往事。
1962年6月，由山东省济宁市市政府组织，市卫生局主持的中医拜师大会如期召开。如图，时任市长的张振环先生（前排左七）、市卫生局局长王春霖先生（前排左二）位列其中，同时还汇集了当时济宁中医、西医、药学及各个学科的医界名宿共话医事，可谓群贤毕至、名家荟萃。而本次大会真正的主角则是当时由政府认定的四位中医不同学科的带头人以及当场拜他们为师的弟子们。有喉科名医徐大元先生（前排右五），收的弟子是时任济宁市卫生局副局长的王作人（前排左六），而王作人先生本就出身名医世家，是当时已故名医王维周的长子；有针灸名医王景晨先生（前排右七），收弟子房建业（中排左七），房建业先生亦出身中医世家，时任职于济宁市市立医院（现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前身）；还有骨科名医赵华庭（前排右八），收弟子何德纯（后排右四）；以及笔者的曾祖父中医内科名医孙镜朗先生（前排右六）在拜师大会上收徒两人——时任济宁市市立医院中医科主任、王维周先生的次子王作民先生和时任济宁医学会会长、第六联合诊所所长的孙隆久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曾祖本来仅应收徒一人，但拜师大会将近尾声之际，本已是一方名医的孙隆久先生却于先曾祖面前长跪不起执意拜师，曾祖念及本就与隆久先生是忘年至交便推辞曰：“你我多年医友，怎能师徒相称？”而隆久先生却说“如不接受拜师则绝不起身！”因其心诚意正，曾祖便不再推脱而欣然接受，也因此四位名师中唯有曾祖收得两位高徒，这段名医拜名师的逸闻也在济宁医学界一时传为佳话。
除了这一众名师高徒之外，照片中还不乏其他身怀绝学的医林前辈。如其中有笔者的曾外祖父高华轩先生（后排左四），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一生读伤寒、解伤寒、用伤寒，是济宁有名的伤寒经方家；还有著名药师黄少轩先生（中排右五），凭着数十年的经验而能仅靠手摸鼻嗅鉴别400余种中药的真伪优劣、道地成色，是当时济宁中药界的领军人物；特别要提到的是，除了中医名家以外，当时济宁的西医代表亦来参会捧场，有时任济宁市市立医院院长的西医名宿谷晋召（前排左五），有著名西医内科专家孙方成（前排右二）、孙德方（前排右一）、冯维修（中排左三）等，当时的西医名家尽管身处与中医不同的学科，却与各位中医学者能互尊互敬、睦好交流，携手为本市的健康事业保驾护航，使得一时间济宁医学界的学术氛围空前高涨，这样中西医合璧的盛景带给医界后学莫大的鼓舞。
回顾照片里的人和事，当时中医前辈的至今或作为医学世家继承发扬的不足十分之一，令人扼腕。笔者的先曾祖孙镜朗先生早年因为其父求医问药艰难而立志从医，游学南京而师从名医石云轩，学成后曾在南京、济南业医，南京业医期间还参加了中医前辈组织的轰动全国的抵制余云岫“废止中医案”活动，用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医的尊严，待全国解放、百业待兴之际则毅然返乡致力于中医事业，也至此开创了山东省济宁市“孙氏医学”一门家技。而彼时像曾祖般为承医立道而渡尽劫波、历经苦难的前辈不在少数，着实令晚辈动容惭愧。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困苦的年代，先曾祖与一干前辈贤人用质朴的学风、扎实的技艺、宽宏的胸怀、进步的思想给一方百姓带来了安康幸福。窥一斑而知全豹，济宁当时的医风医景可以说是新中国萌芽时期全国医学界的一个缩影，在并不富足的年代里，同一行业不同学科的前辈们用众志成城地团结、矢志不渝地传承、精勤不倦地好学带来了百花齐放的医界盛景，也推动了医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他们的医迹德行永远值得我们有志于医学事业的晚辈们标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