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古扁鹊”就是“歧伯”
扁鹊是上古时代的一位名医。“轩辕时扁鹊”与“黄帝时医也”的史论正确。《汉书》所载：“大古有歧伯，中世有扁鹊”的史实无误。“大古扁鹊”便是歧伯；“中世扁鹊”乃是秦越人。“大古扁鹊否定论”或“扁鹊唯秦越人论”都是错误的。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第一个“注”便说：“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这个注文引自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公元736年），于北宋元丰年间（公元1080年前后）加入注解。张守节潜心研究《史记》多年，所注可信。
《名医扁鹊刍议》是发表在《医古文知识》（1996年第4期）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第一节的题目是疑问句：“扁鹊是黄帝时人吗?”文章说：当今许多权威性辞书或医籍，认为扁鹊是“上古时代名医”、“黄帝时代人”。该文的观点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说：“大古有歧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而《汉书·古今人物表》又将扁鹊与越王勾践列为同时代人。足以证明班固并不认为扁鹊是黄帝时代人。至于东汉应劭（约153—196年）与唐·颜师古(581～645年)根据《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而在“扁鹊俞跗”之后注曰：“黄帝时医也”。应该是仅指俞跗一个人而不包括“扁鹊”。
这里提到的上古、大古、太古（泰古）或远古，都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则称为“中世”，“中世有扁鹊”所指为秦越人。这是站在“当世为汉”的角度说的。
其实，《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删去“泰始黄帝”四个字的伪托，便是《扁鹊俞跗方》，那么，这个位居于“俞跗”之前的“扁鹊”是谁呢？他当然是“大古有歧伯、俞跗”的“歧伯”，而不会是“中世扁鹊”的秦越人。所以，东汉应劭与唐颜师古所论“黄帝时医也”是包括有“大古扁鹊歧伯”的。
位于俞跗之前的歧伯即是“大古扁鹊”的记载，还见于《淮南子·人间训》“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以及《轩辕本纪》“扁鹊、俞拊二臣定经脉”等。位于俞跗之前的“扁鹊”怎么会是秦越人呢？
《神医扁鹊之谜》（1996年）开篇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便是：“黄帝时代没有扁鹊”。该书“大古扁鹊否定论”的根据与前记《名医扁鹊刍议》所论相同，唯独特别赞同《山东古代科技人物论集》（1979年）一书中所表达的如下言论：“‘轩辕黄帝’一名的出现，晚在战国之世，民间崛起的医学革新人物如扁鹊（按：秦越人）者，还没有这样的位份、这样的奢望，向轩辕黄帝高攀，可见秦以前扁鹊（按：秦越人）和黄帝是联不到一块的。”该书作者还以《汉书》的艺文志与古今人表之中都没有记载“轩辕黄帝时扁鹊的书”与“轩辕时扁鹊的名”为据说：“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唐以前，汉以前，秦以前，从无轩辕时扁鹊其人其书其事。”从而表达了“扁鹊唯秦越人论”：提起扁鹊只有一个，那便是唯此秦越人一人。该书作者还列举张仲景、王叔和、陶弘景与孙思邈等人著作的序言或内容来试图证明“扁鹊唯秦越人论”，也介绍了清末民初的学者余嘉锡(1884-1955年)与章次公(1903-1959年)的相应言论。
《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1990年）也举出《汉书·古今人名表》中没有“轩辕时扁鹊”；并说：在《黄帝内经》中，“黄帝”与六臣讨论医学，而“扁鹊”不在其中（按：歧伯在其中）。据而断定，所谓“轩辕时扁鹊”乃是隋唐时期才“编造”出来的人物。对于“唐杨玄操以千金翼中有‘黄帝问扁鹊曰’，即以此开始提出扁鹊为黄帝时人”的事，他说：“《千金翼方》是唐人的著作，而属于‘黄帝’与‘扁鹊’对话者仅此一处，似可推知汉代之后，仍有人在托名‘黄帝’与其群臣的对话来编写医书。”
唐·孙思邈（约581－682年）编著有《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扁鹊曰”见于《千金要方》者一处：“扁鹊曰：百邪所病者，针有十三穴”；见于《千金翼方》者二处，其一同上；其二的节文如下：“问曰：手足三阴三阳十二经皆有动脉，而独取寸口者，何也？扁鹊曰：……手太阴者，寸口也，寸口者，五脏六腑气血之所终始，故法取于寸口也。”这一段引文，与《难经·第一难》几乎完全一致，显然是共同引自“扁鹊曰”的古医经书篇。另外，“针有十三穴”的相关文字在孔穴名称方面，有许多解剖部位穴与经脉穴，例如：灸阴茎上宛宛中、灸阴茎头、灸乳头、灸足大指上聚毛中、灸耳上发际、灸胃管、灸大幽……灸巨太阳、灸足少阳、灸足阳明、灸八会在阳明下五分……也说明乃系引自古孔穴灸经。
可见，《千金翼方》所引“扁鹊曰”绝非是“出于六朝人之手”。它很可能是出自还没有把“扁鹊曰”篡改成“黄帝问于歧伯曰”之前的书篇，或者是篡改后漏网的书篇。
《汉书·古今人表第八》中所载果然有“歧伯”之名，他就是“轩辕时扁鹊”。至于汉书古今人物表又将“扁鹊与越王勾践”列为同时代人，那指的乃是“中世扁鹊秦越人”啊，也不错。越王勾践是春秋末年越国国君（约公元前520～前465年），同时代还有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医简《敝昔医论》的“敝昔”，已经被确认为是“扁鹊”的通假，而“歧伯”也可以称为“伯歧”，也是“扁鹊”的通假。在《敝昔医论》里，开口便称“敝昔曰”，也就是“扁鹊曰”，也就是大古扁鹊“伯歧曰”。
可见“轩辕时扁鹊”有一位，他就是“大古有歧伯、俞拊”的“歧伯”；中世扁鹊也有一位，他就是春秋末年与战国初年的秦越人。《敝昔医论》是大古扁鹊学派的书篇；《扁鹊内外经》是中世扁鹊学派的书篇。歧伯或伯歧，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古扁鹊，他的出世也远比轩辕黄帝为早，说“轩辕时扁鹊”，便宜了轩辕黄帝。
一段时期“扁鹊”为良医代称
从战国后期到东汉末期，社会上相当普遍地以“扁鹊”作为良医的代称。秦越人与其相类，后用以称秦越人，以示尊崇。大古歧伯与中世秦越人均被称为“扁鹊”。凡见“扁鹊”一词，须辨明是“大古扁鹊”还是“中世扁鹊”，不可混淆。
《扁鹊仓公列传割解》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滕惟寅有言论如下：“扁鹊，上古神医也。周秦间凡称良医皆谓之扁鹊，其人非一人也。”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陈邦贤（1889～1976年）的《中国医学史》与吕思勉（1884～1957年）的《吕思勉读史札记》等。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说法是：“扁鹊，古良医名。后世遂称良医曰扁鹊，犹称相马者曰伯乐也。其人既非一，时代亦异。”
李伯聪所著《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的第六章“战国秦汉时期扁鹊学派是影响最大的学派”的第一节便是“战国秦汉时期普遍地以‘扁鹊’为良医的代称”。
李伯聪指出：滕惟寅的“周秦间凡称良医皆谓之扁鹊”一说有必须加以订正的地方。第一点，从“周秦间”的时间界限来说，“周”为上限太早而“秦”为下限又太晚了。第二点，“凡称良医皆谓之扁鹊”，这里的“凡”“皆”二字不留丝毫余地，太绝对化了，可以很容易地被证明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据晋景公称医缓为“良医”，赵孟称医和为“良医”；宋有良医文挚，秦有良医医竘，都可证周秦间并非是“凡称良医皆谓之扁鹊”。李伯聪更举例：“三折肱知为良医”（《左传》）；“比之良医善药也”；“不能治，必索良医”（《墨子》）；“良医知病人之死生”(《战国策》)；“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今有良医于此，故贤者比乎良医。”（《吕氏春秋》）。以上例子均可证周秦间，普通名词“良医”也是常被使用的，并不必然与扁鹊相联系。李伯聪首先排列一些战国、秦汉时期的史料，然后再谈应该如何订正滕惟寅的论断，所排史料例如：“人之所以善扁鹊者，为有痈肿。”（《战国策·韩三》）“然则叔瞻、宫之奇亦虞、郑之扁鹊也。”（《韩非子·喻老》）“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史记·高祖本纪》)……凡20条。
李伯聪综合分析的结论如下：第一，上述资料都是以“扁鹊”作为“良医”的代称，我们可以把各条中的“扁鹊”二字换成“良医”或“最高明的医生”而原意并不改变。第二，所引材料的写作时间构成了一个从战国末期到东汉末年的密集的时间序列。第三，所引20条材料的观点具有很充分的代表性和很广泛的社会普遍性。李伯聪说：根据以上的材料和分析，我们应将滕惟寅的论断改正为：从战国后期到东汉末期，社会上相当普遍地以“扁鹊”作为良医的代称。
中央广播电视台（CCTV）的百家讲坛节目曾经播出《千古中医故事》（2008年），其中就有《扁鹊之谜》。主讲人之一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说：“扁鹊是古代医术高超者的一个通用的名词。秦越人到处行医，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也被称为扁鹊。”“而秦越人，应该说是确有其人。”——这就是“扁鹊泛指与秦越人专指”的观点。另一位主讲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另有《史记扁鹊列传的文化阐释》一文发表，他说：关于扁鹊的滕惟寅“其人，非一人也”与泷川资言“其人既非一，时代亦异”之论，虽然有缺点，但仍“不失为有见解之言”。王立群告诉大家：“扁鹊是传说中上古时代的一位名医，秦越人与其相类，后用以称秦越人，以示尊崇。”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的苏礼主任医师曾经撰文谈及扁鹊称：“扁鹊之名是古代图腾崇拜的产物，最初被认为是上古神医的名字，春秋时代已被作为高明医生的泛称”，到后来，逐渐成为“被泰太医令李醯杀害的名医秦越人的专号”。所见略同。
然而，《神医扁鹊之谜》（1996年）一书却主张：“扁鹊不是周秦间良医的公名”，这也是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标题。该书指责滕惟寅“不辨史料真伪，认定各种记载皆为信史。”该书作者说：滕氏《扁鹊仓公列传割解》一出，“扁鹊（按：专指秦越人）形象的完整性”便被“割解”了。该书作者说：“周秦之间的名医叫良医”而不叫“扁鹊”，例如秦有医和、医缓，都被晋侯称之为“良医也”。若扁鹊是良医的代称或公名，则应称之为“真扁鹊也”，说由此可知扁鹊不是良医的通称。该书作者又举例马王堆汉墓医书《十问》中没有扁鹊之名（按：有“天师”之名，即是歧伯），从而做出结论说：“可知扁鹊只是秦越人的私名而非周秦间良医的公称。”
笔者梳理上述正面论点认为：“扁鹊泛指论”有理，说“扁鹊”只是中世扁鹊秦越人的“私名”，有误。
东汉画像石占脉行医者是歧伯
刻有“扁鹊行医图”的东汉画像石，其中的“鸟医神物”双足有歧，它是大古扁鹊歧伯。秦越人是一位活生生的名医，绝无神物之描述。把画像石里半人半鸟的神物看作是春秋战国之际的秦越人是不对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有描绘着大古扁鹊行医图的东汉画像石在山东省微山县两城山、嘉祥县宋山及济南大观园等地出土。这些画像石的画幅内，一端刻着一个半人半鸟的神物，它的胸以上是人，胸以下是鸟，双足有歧，它对面是鱼贯而来的人群，人数不等，均作披发跪坐的姿势。神物的一只手和来人为首的那个相握，另一只手则作扬举之状，或者是握着一短棒状物体。有的画像石上，“鸟医神物”的后方或上方还有伫立或飞翔的鸟。
图1画像石，鸟医神物在左侧，右手和来人为首的那个相握，另一只高举的左手则握着一短棒状物体。这个“短棒状物体”便是石制的“ti（金字旁+是）针”，用于“按脉取气，令邪出。”（《灵枢·九针论》）。说的是用来引发出经脉循行感觉，可以有逐邪外出的功效。在这个鸟医神物的背后上方有一只伫立的“鹊”，用为鸟医神物的象征。这幅画像石应该命名为《大古扁鹊歧伯占脉行医图》。“占脉”就是用口讲解经脉循行感觉的走行格局所显示的诊断与预后的意义。
图2画像石，鸟医神物在右侧，左手和来人为首的那个相握，右手则高扬，手中所持之物不明。两只手下方的地面上，则有一个容器，其中插有3根针状物。鸟医神物的上空则有两只展翅飞翔的“鹊”。
《神医扁鹊之谜》（1996年）的作者把这个画像石里半人半鸟的神物误认作是秦越人。该书作者举“在赵者名扁鹊”为例说：“以鸟为图腾崇拜对象的赵人，尊鸟爱鹊，这是他们以翩翩飞舞的喜鹊为秦越人命名的一个重要根据。”又说画像石里的鸟医神物有“鸟喙”。该书作者又在《扁鹊事迹应求真》（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一文里说：“传说赵人的祖先中衍氏长着一个尖尖的鸟嘴”，而《禽经》又说“灵鹊兆喜”，所以，“赵人命名秦越人为扁鹊”。又说：“扁鹊是秦越人的号”。
对于上述“鸟喙人”应是扁鹊（秦越人）的论点，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田树仁曾经有过如下的批判文字：“先秦两汉关于扁鹊的文献不能算少，虽详略不一，但无一例描写扁鹊（按，秦越人）是鸟喙人，或是只鸟。”
笔者认为，活动在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的秦越人，始载于西汉时所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一位活生生的名医，绝无神物之描述。因此，不可能到了东汉，反而会把它传说成是鸟医神物。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刘敦愿也注意到，秦越人是个距汉代不远的历史人物；而这个鸟医神物却应该“和黄帝、俞跗等远古人物并列，当然是远古人物无疑。”
可见，“轩辕时扁鹊”的存在又有出土画像石为证，符合了“二重证据法”，并且已经被绝大多数权威专家所承认。 因而，所谓“都没有说黄帝时期有一个扁鹊”的说法已经被否定。而如今，我们又证明了这位大古扁鹊就是歧伯。因而，所说“扁鹊”始于中世秦越人被赵人所命名的论点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扁鹊”的称呼没有在“传说人物”的历史长河中有被人尊崇的悠久历史。那么，“尊鸟爱鹊的赵人”以禽鸟为绰号冠给秦越人可能并不是“尊称”。况且，这怎么又会被另有所爱的齐、周、秦等国所接受以至于“尊号传遍天下”呢？
“歧”是本字，“岐”为通假
大古扁鹊“歧伯”的“歧”字是“止”字旁，不是“山”字旁，因双足有歧而得名。“歧伯”或称“伯歧”，与“敝昔”或“扁鹊”通假。《灵枢》与《素问》的宋元刻本均作“歧伯”。后出的《针灸甲乙经》（晋）始有“岐”字为通假。
歧伯的“歧”字，据《灵枢》的明·赵府居敬堂刊本，均写作“歧”。但是，《针灸甲乙经》（晋·皇甫谧撰，公元282年）的明刻本则写作“岐”。那么，究竟是“止”字旁的“歧”为对，还是“山”字旁的“岐”为对呢？
首先，歧伯的“伯”字，乃是对名为“歧”的老者的尊称，歧伯也可以写作“伯歧”。“伯歧”：讲的是受尊敬老者的体貌特征，乃至于说，就是“鹊”的特征。倘若说是“山”字旁的“伯岐”，那便是出生地或故里的地貌特征，“伯岐”可以有多人，没有个人特征。
与医药有关的泰始或太古时期的“神人”，据传说记载，有人面蛇身或龙身人首的伏羲氏，他尝百药而制九针；有牛首的神农氏，他日尝百草而遇七十毒；而被假托为医药始祖的轩辕黄帝，则称为有熊氏。其中，没有哪一位的命名或者绰号是与“出生地”或“故里”相关的。譬如，伏羲氏没有被称为天水伯，神农氏没有被称为历山伯，轩辕氏没有被称为清水伯。况且，周文王也是出自陕西省岐山的“岐伯”。依理，同样带有图腾崇拜特征的半人半鸟的大古神医扁鹊，他的称呼也应该与泰始神人的命名相类，或“蛇”或“龙”或“牛”或“熊”或“鸟”。歧伯者，人面鸟身，双足有歧，占脉行医，故称“歧伯”。
歧，或者说是“足多趾”与分叉为二，意指鸟足。又说“歧歧飞行貌”。歧字的甲骨文构成于“止”（前行的足迹）与“支”（手持工具以操作）。伯，指部落的首领，常为年老长者而兼通医术的人。我们认为，“止”字旁的“歧”是对的，是本字；“岐”字是通假。《汉书·古今人表第八》中所载的也是“歧伯”而非“岐伯”。
综上所述，以“止”字为偏旁的“歧伯”符合历史。然而，在后世的中医文化与历史资源领域里，却有不能不把它写成“山”字旁的“岐伯”的实用。
宋以后，“岐伯因居岐山而得姓氏”之说出世，根据“山”字旁的“岐”字，推断“岐伯”必然是家在岐山（今陕西省岐山）。2006年，曾有建议在岐山县祝家庄镇杜城村“岐伯故里”筹建“中华医祖岐伯纪念馆”之举。
南宋史学家郑樵（1104-1162年）说岐伯是“望出安化”，就是今甘肃庆阳。清·乾隆年间刊行的《庆阳县志》有文字记载说：“岐伯，北地（今甘肃省庆阳西北）人，黄帝以师事之，著《内经》行于世。岐伯庙，在县城南。”新世纪伊始，甘肃省庆城县实施了岐伯圣景工程，塑造了岐伯像，建成了岐伯大殿，被确认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2005年有“岐伯与《黄帝内经》专题论坛”在庆阳召开，说是“追祭医祖，共研弘扬岐黄文化”。
2010年，在河南省新密市举行岐黄文化高层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医史研究专家学者，对新密市的岐伯山、岐伯祠、岐伯墓、岐伯泉、岐伯洞、黄帝城、黄帝宫等文化遗迹进行考察和研讨，共同认定：新密是《黄帝内经》思想的形成地，是岐黄文化的发祥圣地，是中华医祖岐伯的第二故乡。新密市将建设岐伯山岐黄文化保护区与岐黄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早就建成了歧伯宫，据称：此地乃是歧伯的出生与受封地的古“歧舌国”。该地保存有丰富多彩的歧伯史迹，并且多有使用“止”字旁的“歧”字的现象，如“歧伯宫”与“歧伯神像”。
《歧伯本是岐伯，扁鹊自是扁鹊》（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的作者除去主张“岐伯与扁鹊二者不可随意混淆”之外，专题论述“歧”乃 “岐”字之通借字，说“岐伯故里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岐伯居岐山而得名”。所举证据为《路史》与《通志·氏族略》。该文所引李今庸教授早年的考证说：《黄帝内经》中的“歧”，乃是“岐”字之借。《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甲乙经》中均作“岐”，可证。“岐……又姓，黄帝时有岐伯。”乃因山得姓，“岐伯乃以岐山为姓则勿庸置疑矣。”所引为据的史料是《广韵》和《云笈七箓》。
《路史》为南宋学者罗泌（公元1131年生）所著，采用道家等遗书上溯“三皇五帝”以上的往事。《通志·氏族略》则为宋代史学家郑樵（1104～1162）所著。《广韵》的全名是《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修订成的一部韵书。至于“有仙伯出于岐山下，号岐伯”的出处《云笈七箓》（公元1025～1029年）乃是择要辑录《大宋天宫宝藏》（公元1019年）内容的一部包含着“尝记鬼神变怪之事”的大型道教类书。
该文作者承认：“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岐伯籍里问题的最早资料，虽然仍嫌晚了一些，但亦弥足珍贵。”说：“虽不是先秦史料，但其记述，亦当有所据。”说清楚些，“岐伯”虽然见之于晋隋，但是，“‘歧’乃是‘岐’字之借”的说法，均是出自宋朝以后。
我们举传世《灵枢》的明·赵府居敬堂刊本所刻“歧伯”的“歧”字均为“止”字旁，据而主张后出的《针灸甲乙经》（晋·皇甫谧撰，公元282年）的明刻本中刻作“山”字旁的“岐”为通假。至于隋·杨上善（公元575～670年）所撰《黄帝内经太素》，实乃取法于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一般说来，应该是先出者为本字，后出者为通假。这里再举证图3所示元刊本《灵枢》中的“歧伯曰”与宋刊本《素问》中的“歧伯对曰”的书影局部。
“通假”就是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代替本字。清代的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中指出：“字之音同而异义者，辄误写用”，当后人都这样效仿以后，便成了合法的“通假”字了。古人认为语言凭借声音而存在，强调既有此音，即表此义，闻者听音则知义，因而往往依据声音来记录。清代学者王念孙等所著《经义述闻》说：“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针灸甲乙经》在刻本之前必然是先有抄本反复传抄，在何时把“歧”写作“岐”，难以追究，但是却给后人留下了运作与想象的空间。
在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与商承祚指导下由许伟建完成的《上古汉语通假字字典》，收入甲骨文、金文、汉简、帛书、先秦两汉文献典籍中的通假字1114个，两汉以后的通假字与“本无其字”的假借字一律不收入。经查，其中没有“歧”或“岐”字。这说明，“岐”字在两汉以前为“别字”，两汉以后才逐渐成为通假。在通假问题上，允许“积非成是”与“知而不改”，但最好是“不改存知”。
在这里笔者建议“名从主人，名从其世，名从其书”。如今，我们是在讨论出于《灵枢》与《素问》之前的扁鹊脉书，“敝昔”、“伯歧”与“扁鹊”都还不能与“岐山”搭上关系。所以应该使用“止”字旁的“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