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哲学自身所释放的伟大光芒，源自对自然深刻的观察和思考，来自于对人这一生命体的精神意念（即心识）的独特探究。佛医自身哲学功能在医治人的“心”所发挥出来的强大力量，为中医哲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精密的向度。佛医与中医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意识状态拯救人、塑造人，重生人。
佛医为中医提供了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的支持，为中医“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路注入了强劲的理论支持。中医之所以几千年没有消亡，一在于其实用性，二在于其思想兼容并蓄，以博取的姿态融众家之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中医领域一直公认的中医体系“儒学为魂、道学为体、释学为用”。
佛医即佛教医学，是以古印度“医方明”为基础，以佛学理论为指导，对人体的外科、内科疾病治疗中形成的认识与经验。自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又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理论和临床特点，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医药学体系。佛教医药学的理、法、方、药等理论框架和临床诊疗体系正是得益于中国医学强大而厚重的体系支撑，才得以发展下来。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佛教医学、医药，其内容与理论更具有中国特色，即佛医由古代印度的医方明体系发展为河南嵩山少林寺药局为代表的中原佛医药体系、西藏的藏医药为代表的西北佛医药体系和浙江竹林寺为代表的江南佛医药体系。以药师佛为代表的精神医疗体系则广泛地融化为南传云南地域及北传八宗的各派法义里，其基础理论则以佛教的“三学”、“四谛”、“四大”、“五蕴”、“十二因缘”为主，反过来又对佛教医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被吸收和引入佛医理论之中。为了论述方便，文中在论述对于医方明与药师佛及中国佛教各宗教义医学思想的引用，都统一称为佛医。
佛医对中医学产生的影响
佛医在医学理论、中医药学、医疗方法、医德伦理多方面有力地支持了中医学的建设
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影响
佛学基本理论“五蕴”中的“色蕴”相当于物质现象包括地水风火四大元素和四大元素所组成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和感觉的对象（色声味触）。佛医承认物质的基础性，认为地水风火“四大”元素构成世界万物，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暂时的，非永恒的，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并和自然发生关系。若“四大”不调，就会导致各种疾病，形成“四大分散”。“人身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起。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土属鼻，水属口，火属眼，风属耳。”（《佛说佛医经》）深受佛学影响的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代表作《千金要方》中就揉和五行及四大学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僵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然愚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脏中五行共相克切，如火炽然，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气和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种动作，四百四病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其死不治。”
对中医辨证论治的影响
禅医认为，对于一切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必须以个人心灵的体验得到显现，只有经过心灵体验的确认，外界事物和现象才获得真实存在的意义，只有当心灵与现实世界之间突破各种隔阂，揭开层层迷雾、直接沟通，世界才能呈现真实、纯粹的面目，心灵才处于一种“应用自在”的无所滞碍的本然状态。“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归根究底需由个人体验所得，是一种“悟”的结果。强调直观领悟，中医学崇尚“天人合一”，用直觉来把握世界，感悟生命。中医学的诊治过程是一种直观思辨，强调用心体验。通过直观外推和内向反思，也就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不受某些症候的影响，找出疾病的本质，也是一种悟的过程。禅医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中医学固有的“医者意也”的直觉体验不谋而合。
对中医药物学的影响
佛医中用以治疗的药物多是草类、木类、矿物类，如龙脑、乳香、木香、豆蔻、郁金、诃黎勒、返魂香等，原产于印度、西域、东南亚等地，伴随佛学传入我国，成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医中记有杨枝揩齿的方法，“嚼杨枝具十德者：一销宿食；二除痰饮；三解众毒；四去齿垢；五发口香；六能明目；七泽润咽喉；八唇无皲裂；九增益声气；十食不爽味。晨朝食后。皆嚼杨枝；诸苦辛物，以为齿木，细心用之，具如是德。”（《华严经》卷十一）《僧祗律》中有：“若口有热气及生疮，应嚼杨枝咽汁。”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则引证此说，记为“柳枝祛风、消肿、止痛，其嫩枝削为牙杖，涤齿甚妙。”可“煮酒漱齿痛”，或用白杨“煎醋含漱，止牙痛；煎浆水入盐含漱，治口疮。”
佛医对中医治疗学的影响
《天竺经眼论》中的金针拔障术是我国有史可考的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最早记载，由印度僧人传授予谢道人，《外台秘要》称“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由于这种手术疗效显著，故常被中医家采用；而《目经大成》中的金针拔障术八法：“审机、点睛、射复、探俪、扰海、卷帘、圆镜、完壁”，《龙树菩萨方》的七十二眼方也直接被中医所接受。佛医的香囊、灌肠、鼻腔给药、药浴、服水、咒禁等独特疗法，丰富了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千金要方》还记载了“天竺国按摩法”，并称“此是婆罗门法”。孙思邈的《千金翼方》所载的“可用涤荡滓秽，可以浸润焦枯”的“服水”方法，就是佛医中的“服水术”。
佛医戒律对中医医德规范的影响
中医曾沿着中国儒学思想而说“仁者寿”，而佛家则强调“慈悲是长寿之道”，显然在医学伦理方面中医与佛学是相通的。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的自序中体现了“医为仁术”这样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这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佛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界所固有的医学伦理观念。而佛学传入中国后，佛学的慈悲心又影响了中医，使中医在仁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慈悲心。我们在唐朝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就可以窥见到这样的佛学慈悲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佛医的全部行为都以佛教的戒律为约束，其历史发展对中医的医德规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孙思邈主张业医必须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创立了以仁爱慈悲思想为核心的医德规范。他在《备急千金要方·总论》中，特意撰写了《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两篇文章，专门论述了医德规范问题，对医生的职业道德修养和医生的习艺治学问题，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陈实功在所著《外科正宗》一书中，提出了“医家五戒十要”。在研习医技、精心处方、对患者一视同仁、救助贫穷之家、尊重同道、尊重妇女等方面，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总之，佛教戒律对传统医德医风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对警戒医家、淳化医风起到较大的作用。
佛医思想与中医思想的合一性
佛医思想在病因认识、治病方法、整体施治、生命研究、医学伦理、养生理念诸方面都与中医有高度的合一性
致病因认识的合一性
佛医认为外在的四大不调是致病的因素，但是内在的贪、瞋、痴三毒却是主因。“我现在所有的病，都是由于过去的妄想所造成的。众生因为执着了我相，所以才产生烦恼和疾病。”（《维摩诘经》）佛医既有自己的特色，又与中医有相通之处，如佛教的极微说和中医的元气论、佛教的缘起法与中医的天人感应、佛教的诸行无常与中医的恒动观、佛教的四大学说、五大归纳法与中医的阴阳五行说、都有相同之处。《佛说佛医经》指出患病的十种原因即十因缘为“一者久坐不饭，二者食无贷，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淫泆，六者嗔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风，十者制下风”，同时又指出造成非正常死亡“命未当尽为横尽”的几种原因：“不应饭为饭，不量饭，不习饭，不出生，上热”；智者大师认为有“三种得病因缘……一者四大五脏增损得病。……二者鬼神所作得病……三者业报得病”《中华大藏经》记为：“云何为病？病谓四大毒蛇乐不调适。亦有二种，一曰身病，二曰心病、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风，三者因热，四者杂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强作，二者忌误堕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心病亦有四种：一者踊跃，二者恐怖，三者忧愁，四者愚痴。复次善男子身心之病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业报，二者不得远离恶怼，三者时节代谢生。……何者为死？死者，舍所受身。舍所受身亦有二种：一者命之尽死，二者外缘死命。”这些论述与中医的病因病机理论基本是一致的。
治病方法的合一性
《黄帝内经》在用药物的同时，也倡导“治神”与“移精变气”，提倡用心药，认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自然疗法医学也是主张用心药的。佛学在救治民众人生八苦时所用的就是心药（法药），对于众生八万四千烦恼病，佛医建立系统完整的治疗思想，例如，对于贪、瞋、痴三种情况，贪欲心过重的人，佛医以不净观来对治，观想不净的种种，引发对贪爱的厌恶、弃舍；对于瞋恨心过重的人，以慈悲观对治，凡有怒念，只要一念慈悲心起，怒气就自然消退；若愚痴心太重，佛医就以因缘观来对治，开通达观地联想到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无常生灭，或如飞尘或如粪土，固执以求，求之不得，徒生苦恼，持愚持痴实无意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佛医的调整心性继而懂得陶冶心神，修养自己的心地，凡事心平与气和，必能受用无穷。这与中医思想颇为相合，明代憨山德清大师说“老病死生谁替得，酸甜苦辣自承担，一剂养神平胃散，两重和气泻肝肠。”从察病到治病、调养都已经十分有中医思想的痕迹了。
整体施治的合一性
从整体观上看，佛医与中医都是先以人的整体性入手，而西医则是先以人的局部入手，忽略了人的整体层次。
佛医还特别重视病人的康复，提倡护理好病人。佛教把“看护病人”列为“第一福田”。从医学的本质上讲，医学之道就是祛病救人，健康长寿。故佛医中的中道观与中医的整体、平衡观具有合一性。若以佛教唯识家的心王和心法看来，就是心王神明，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等八识就会各安其守，上传下达，政令畅通。以此养生，就会延年益寿。否则，心王不明，贵贱不分，八识相乱，政令闭塞，心所有法中的烦恼、随烦恼就会产生。如此非但不会长寿，还会灾祸临头，危及生命。
神秘色彩的合一性
中医脉诊，通过脉搏的率律去推判营卫、虚实与脉气盛衰等临床意义，是西方现代医学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所不能完全解释的内容。中医一直为西方医学所诟病，是因为中医领域中有许多西方现代科学所无法观测到的神秘内容，比如人体的的经络分布，精气神的存在，佛医中的气、脉、明点、业这些都被打上了“神秘主义”，被定为“迷信”当中医人士试图以科学语言解释这些“神秘色彩”时又被打上了“伪科学”。对于经络体脉，中医在物质研究上走出别样的路径，总结出人体穴位分布，开拓了针灸、艾灸等治疗方法。佛医对于气脉则在意念研究上走出了自由天地，开拓出深远细密的禅修方法。对于这些目前现有科学手段的认证体系所无法见证的经、脉认识，在西方医学主导的医学语境里，都被打成了“迷信”、“不科学”的记号。其实，科学从来都是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的程度而不断修正的。一千年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被五百年前的科学所否定，五百年前的科学又被一百年前的科学所否定，一百年前的科学被现在的科学所否定。那么现在的科学又怎么能保证不被一百年后、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科学所否定呢？相信中医、佛医的诸多内容会和日食、潮汐一样，曾经的神秘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成为科学。
生命研究的合一性
中医对生命的研究，利用文字表达的本身，就超越了文字概念，类比推举抽象思维，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主要思维方法。“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佛教中禅学的观念。对生命的研究，中医以抽象推举的思维方法设立“生命灵魂”的目标；禅医以“直指见性”的方法甩开形式的束缚，直接了当地接近生命的本体，这是禅医思维方式，是研究人体与生命独具特色的方法。两者高度相合。
医学伦理的合一性
传统中医使用中国儒学思想而持“仁者寿”，而佛家则强调“慈悲是长寿之道”，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的自序中体现的是“医为仁术”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在唐朝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已经有了佛学的慈悲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自后，在医学伦理上，传统中医固有的仁术思想与佛学慈悲心伦理观念就完全相通，沿续至今，清代医家徐灵胎的中医言论就有这种慈悲心：“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人之一身无处不宜谨护，而药不可轻试也。”
养生理念的合一性
作为病因的烦恼包括七情致病的主要内容，造成人的性情偏颇，导致心身疾病。一般医生靠药物治疗，佛学医疾更多靠心，法眼识药，慈悲医病。《摩诃止观》中论述修习养性应具五缘、弃五盖、调五事。“具五缘”是指持戒清净，衣食具足，闲居静处，息诸缘劳，近善知识；“弃五盖”是指弃贪欲盖、弃嗔盖、弃睡眠盖、弃掉悔盖、弃疑盖；“调五事”指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这与中医养生“悦情志、戒私欲、远房室、适四时、节饮食、常运动、顺性情、服药饵”八要诀同一路径。中医养生提倡培养乐观的人生态度，提高心理上的抗逆能力，胸怀要宽阔，情绪宜乐观，要淡泊宁静，知足常乐。
一言以综之，佛医与中医在养生观念上都重点强调了养心、节食。
中医的“释学为用”
中医对佛医思想、治疗手段、药物使用进行了系统的消化与整合，为构建自身的哲学体系打下全面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佛医是随着佛教进入中国的，中国历代医书中也渗有佛家的思想，如药王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慎柔所著《慎柔五书》、慎斋所著《慎斋遗书》都有大量的佛医思想。《神农本草》、《本草纲目》等医药典籍中记有大量外来药物。可以说中医在对佛医思想、治疗手段、药物使用进行了系统的消化与整合。为构建自身的哲学体系打下全面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千百年来，佛医典籍因为战乱、政治运动所存无多，但佛医思想却因为佛教的存在与普及而发挥着作用，佛医为中医提供了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的支持，为中医“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路注入了强劲的理论支持。中医之所以几千年没有消亡，一在于其实用性，二在于其思想兼容并蓄，以博取的姿态融众家之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中医领域一直公认的中医体系“儒学为魂、道学为体、释学为用”。
“释学为用”肯定了佛学思想及佛医对中医哲学体系建立所起到的作用。中医哲学自身所释放的伟大光芒，源自对自然深刻的观察和思考，来自于对人这一生命体的精神意念（即心识）的独特探究。佛医自身哲学功能在医治人的“心”所发挥出来的强大力量，为中医哲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精密的向度。所以佛医与中医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意识状态拯救人、塑造人，重生人。佛医与中医共同构成了东方医学的独特魅力。当社会体系以西方医学以所谓的科学和哲学语言检测东方医学的合理性时，中医和佛学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但是中医和佛医毕竟都是经过亚洲民族几千年的选择后发展、健全的。佛医以对人的“心识”的认识以及完备的禅修方法为中医所用，补正了其原本在人文方面的治疗手段的不足。佛医的“人为本”重点将疗救对象以精神改造为主导，与中医“人为本”重点将疗救对象的康身健体的实证方向互补，同时，佛医又以其慈悲心、无欲观与中医的儒学思维应合，构建了医者的职业规范及人格判断。总之，佛医以其在精神领域所建立起的强大优势，成为中医哲学思想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佛医与中医在互补中发展
佛医体系在促进了中医体系坚实丰满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两者互补互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佛教跟世上所有宗教有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即其他宗教涉及到医学方面的教诲并不多，而佛教非但有医学且形成了自己的佛医系统。可以这样说，佛学传入中国，首先给中医界带来了佛教医学，随着佛经的译传，佛医认识、思想也融入到了中国社会中。同时也汲取了大量的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医药学、外科、内科医疗学、针灸等治疗方法。总之，佛医思想在促进了中医思想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两者互补互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僧人长寿者甚多，不少高僧还谙熟医道，悬壶济世，为世所称道。流传至今的很多有效中成药，均来自寺院秘方，如黑锡丹、片子癀、九味沉香散、九味牛黄丸等。义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除病品》中就记有风、热、痰荫、总集等病和针刺、伤破等8种治疗方术。而佛医在发展中也不断地汲取中医的优点，强大其医疗能力，例如竹林寺是我国唯一一家获批中医研究所的寺庙，足见佛医与中医的密不可分。
《佛说医喻经》中记载，一位医王应该具有四个条件：“识知某病，应用某药。知病所起，随起用药。已生诸病，治令病出。断除病源，令后不生。”即识病、知病、应病与药，痊病，令永不复发。作为一位良医，不仅需要精良纯熟的医术，更应具有悲天悯人的医德。除此之外，对于看护“恒善言谈”、“堪任与病人说法”；要求病人“不怀愁忧；当起慈心对待看护”这些佛医中的慈悲心双向地影响医患双方，为中医运用，结合儒学，形成了中医的医德观、医廉观等职业道德，所以在中国古代，没有紧张的医患关系，甚至极少有医患纠纷出现。
佛医借行医弘扬佛法，所以历代医僧及习医的佛门弟子成为古代中医医疗群体中的一支生力军。其医术高明者，以医名世，著书立说，丰富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内容，同时也推动了周边国家医药事业的发展。如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授佛教的同时，也传去了中国医学，所著《鉴上秘方》等，在日本广为流传且影响深广，佛医有西晋于法开，东晋支法存，南北朝惠义、僧深，隋朝智顗，唐朝鉴真、普济，五代高昙，宋代法坚，元代拳衡等。浙江萧山竹林寺为女科的始祖，所传妇科专著有数十种，至清末已有107世；许多寺院还保留施医施药的传统，如泉州承天寺、苏州报国寺的佛教义诊所以及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等。
中医骨伤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各族人民长期与损伤及筋骨疾患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佛医的骨伤科发展的很全面，其突出的代表为河南嵩山少林寺，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少林寺有悠久的习武传统，因此，外科、骨伤科的医疗技术也相应得到了发展，所编以伤科为主的《少林秘方》成为当代伤科之宝库，为研究骨伤、点穴提供了宝贵资料。少林药局保有传统中药局的模式，其用药、制药、成药的整个程序都沿用中医用药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