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首先的含义是知识，它包括了人类对社会、自然和人自身思维的认识和总结。文化没有新旧之别，凡是对人类、对这个时代有用的，凡是它的相对真理性没有被打破，并能向着绝对真理再迈进一大步的文化，就永远是新的。读国学的目的，就是要对学者的文化思维进行塑造。
●中医和西医是面对不同研究对象在不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中医和西医的服务对象都是人，但中医研究的是人和天地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研究方法是哲学与系统论。
●饱满地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我们就能真正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医的可贵之处，就能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重铸中医中药之魂。所谓中医中药之魂，首先是建立在哲学与系统论之上的中医藏象理论。
辛亥革命以来，我们国内离开理论搞实践，以用代学、以干代学的风气一直很严重。如果一个成熟的学科偏离了它的基础理论，对它的发展肯定非常不利。因此，崔月犁同志在1982年担任卫生部部长不久，就组织召开了衡阳会议，提出“保持和发扬中医中药特色”这样一个题目。那么，中医的特色究竟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中医学是怎么来的？第二，中医学是什么？
背着这样一个历史难题，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中医学的软科学和科学学研究。软科学就是关于管理科学的科学；科学学就是研究科学发展的科学。今天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提出“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医之道”，同样也是我们30年前的使命和任务。虽然是老题目，但仍然是新问题，其原因就是以上两个核心的学术问题我们仍然没有回答清楚。
传统文化不容轻易否定
文化的含义及基本特征
“文化”这个词，应该说是当代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但是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定义，至今还没有看到比较合理和恰当的版本。据有人讲，国内外关于文化的解释大概有146种，多数是对其外延的解释，而不是内涵的定义。我认为，就文化这个词来说，其本质意义是理性思维的产物。
我们知道，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根本要素在于人有理性思维，只有人才有追求知识的能力。所以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讲：“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人们甚至离开实用而喜爱感觉本身，喜爱视觉尤其胜于其他。”所以文化首先的含义是知识。这个知识包括了人类对社会、自然和人自身思维的认识和总结。
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少不了文字。虽然在没有文字之前人也有思维，就有知识存在，但是有了文字，知识的传承及存在的方式变得不一样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文化与文字，一体而两面。如果我们给文化这一语词加以定义，那么文化就是人类知识的文字化。文化需要文字的传承，有了文字，文化的产生、传承、传播才会飞速地发展；而文化在其沿革或者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也推动了文字的丰富和发展。
我们常说的价值观、思想、哲学、科学，这些内容是文化的核心所在。文化中的思想是人类思维的精华；哲学是研究科学的科学；科学是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而其中的价值观，更是核心中的核心。这四个方面是超越国界的，准确地讲是超越时空的。文化是没有新旧之别的。凡是对人类，对这个时代有用的、有价值的文化，凡是它的相对真理性没有被打破，能向着绝对真理方面再迈进一步的文化，就永远是新的。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文化高峰；每一次文化高峰的历史跨度，大约在一千年左右。第一次在我们中国的春秋、秦汉时期；第二次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高峰成就的是哲学，在哲学的推动下产生了很多哲学体系下的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第二次高峰成就的是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在物理、化学以及数学等学科的推动下，人类进入到空前的物质文明阶段。
这两次文化高峰，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第一次高峰是向着形而上的方向研究。在观察任何一种事物现象的时候，必然要提到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常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到的：他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演变的？将来要往哪里去？这就是从形而上的角度，问事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原因。就中医来说，“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天地是人类的真正的父母，所以研究人的变、研究人的生、研究人的去，就不能离开天地。
近代科学研究的是形而下。比如，研究声、光、电、磁时，人们把其某一种现象从完整的事物中抽取出来，分别单独地加以研究；或者人们研究物质结构时，先须用解剖的方法将其拆开，看它的细胞，看构成它的分子，甚至一步一步解剖分析下去。广而言之，遇到了高山，遇到了花鸟鱼虫，都要这样拆开看看。用物理学的方法拆开看还不够，还需要化学的方法对它再进行还原。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不等于文明，哲学也不等于哲学名言。同样，科学也不等于就是真理。在文化活动中，我们往往要把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以哲学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编造出来的，违背文化、科学、哲学本质那些东西清除出去，以维护文化、科学、哲学的严肃与纯洁性。这是我们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必须要有的一种基本的意识。
传统文化与国学
近代人不敢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连一些最起码的现实也忽略不顾了。2002年在香港举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上，台湾的一位学者说：从西汉开始一直到民国末年，在长达1700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GDP，遥居世界第一。这难道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关系吗？
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过时的、落后的、反动的、封建的，这种态度极不合理、极不科学。传统文化，绝不是贬义词，也不代表文化的过去时，而是指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和习惯。它之所以从古沿传到今，必然有其合理内核，尤其是作为核心的价值观、思想、哲学、科学，更是不容轻易否定的。封建这个词，在中国被错用了一百年。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社会，才是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这段真正的封建时期，恰恰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阶段，不是毁灭阶段，也不是原始阶段。秦始皇统一七国之后，“废井田，立郡县”，建立了所谓的新制度，那个制度的核心是帝王专制，而不是封建。一百年来，我们把封建和专制混淆了。
所谓国学，一般来说指本国有史以来传承下来的学术。关于国学的内容，章太炎先生的看法是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文献。这个范围可能大了些。民国时期马一浮先生认为“六艺”之学应是国学的核心。即诗、书、礼、易、乐、春秋。1923年《清华周刊》请梁启超和胡适先生各自开列了国学的入门书目。梁先生开列书目大概分了五类：第一类是修养应用和思想史关系的书；第二类是政治类以及文献学的书；第三类是韵书类；第四类是小学以及文法的书，相当于现在的汉语言文学；第五类是随时涉览的书。列入这五类的，共137种。梁启超先生有一句话，需要我们好好地去玩味：“所列五项，倘能以法读之，则国学根基略立，可以为将来达成之基矣。”意思是说，把这些基本要目所列入的书好好地读过，将来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大才。梁启超先生同时开列了一个“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计25种：《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经》、《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作为一名中医，我们在国学上不能当文化浮萍，不能只知道西方的，不知道自己的根基何在。否则，那就很危险了。
读国学的目的，是要对学者的文化思维进行塑造。梁启超先生着重谈了三点：一是陶冶道德，完善人格。梁启超先生讲：“学问之道，所难者莫如立身”。必须立在正经地方上，不然,“学者不求理义之学以植其根柢，虽读尽古今之书，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人格先已不可问了，那还谈什么学问。所以国学的核心、精华必须读好。二是先学好国学根基，才有利于读好西学。梁启超先生当时虽然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开始阶段，但是他已清醒地看到当代人读好国学的重要性了。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东西方文化的整合和重构，现在我们是只读洋书，不读国学。所以梁启超先生的这个思想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用处。三是增强记忆，磨练思维，提升境界。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掌握的东西多了，再用眼光去分析它，形成熟练的思维方式，才有观察思考的能力，才能逐渐提高文化境界。
中医的哲学之根
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来说首先是哲学。而讲到哲学和中医的关系，我以为首先要提到《易经》，其次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名学。
在夏朝的时候有《连山易》，在商朝的时候有《归藏易》。到周朝的时候，在《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升，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周易》。《周易》实际上分为经和传两大部分。经，主要是通过卦讨论哲学的；传，是直接从哲学入手进行讨论的。以往《周易》在传播过程中分为两大派：易理派，象数派。易理派着重讲哲学的深层道理，象数派则向预测、占卜方向发展。其实通篇《周易》，都在讲哲学。近代有的哲学家把《周易》和西方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相比，是颇有道理的。
《易经》的易字，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变异，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应该说，太极动则生两仪，两仪动则生四象，四象动则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揭示了万事万物变化的变杂性、多样性。所以没有动，就没有事物的变。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没有灯光，任何东西都看不清楚，再怎么使劲盯着四壁墙，也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如果墙上突然出现一个亮点，出现一盏灯，那么这壁墙就“变化”了，你看到一盏灯，继而慢慢看清墙壁上的一切，再慢慢看到屋子里的一切。所以没有动，就没有事物的变；没有事物的“变”，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二是简易。《易经》的哲学精神，开启了我们执简驭繁的智慧。抓住了基本的、一般性的规律，就掌握住了大多数事物的规律、原则。三是不易，就是不变。指的是《易经》所讲的哲学道理，千古不变。你要想随意动一动，对不起，那要看看你的学问水平够不够，更要看看历史和现实认可不认可。“千古不易者谓之经”，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中医来说，《周易》所讲的变异，恰恰就是中医面对的人：他今天是健康人，突然伤风感冒，明天病了，后天病情加重了，如果救治不及时还会沿着病情不断深化的路往下走，这个过程就是变。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变异。离开了变异，那就像回到了太极状态一样——什么都没有了。中医必须首先把生命视为运动变化的过程，才能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疾病。作为一个中医医生，应当随时捕捉运动变化的疾病过程，否则就无从处方用药。《周易》那个时代，没有我们今天的高楼大厦，也没有飞机火箭宇宙飞船，但是《周易》的作者注视到万事万物不断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患者疾病的昨天、今天、明天，关注的是这种不断运动发展变异的全过程。从这一点讲，《周易》作者和中医大夫所看到的事物现象及其过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哲学和中医的关系，另一部有重要影响的书是《大学》。《大学》里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落到格物上之后，再一步一步走回去：“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关键点在这个“格”字上。按照《文选》的解释，“格”，就是“度量也”，就是拿度量衡的标尺去分辨此一事和彼一事之间的区别。比如，你说四条腿就是桌子，那我坐的这个椅子也是桌子吗？这就需要进一步再格物，把桌子和椅子的本质区别说清楚。不然，我们以为两人说的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俩个人各执一辞，这就乱套了。我们在中医与西医的学术关系上，常常遇到的麻烦也就在这儿。
比如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对象都是人”。言下之意，中医和西医就一定要结合成一种医学。这种说法初一听好像并没有错，其实大错特错。因为他把中医和西医的服务对象，混同于研究对象了。中医和西医服务的对象都是人，但研究对象不一样。西医的生理生化中医不懂，中医所研究的人和天地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西医也几无涉猎。没有认真格物，连事物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怎么能知道它的为什么呢？
再来了解一下《中庸》。《中庸》是在近代最遭人贬低的一部书。人们误以为庸就是平庸，是庸才。其实庸在这里讲的是事物的最佳状态，是哲学上的最高目标。其实庸，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者最高追求。为什么这么讲呢？《中庸》有一句话：“庸者居中”。用中和的道理观察宇宙，观察人生，观察万事万物之变，就叫中庸。比如，乘坐一辆车，最好的位置是“不在其左，不在其右；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就是矩形车箱对角线的交叉处。任凭车怎么在路上颠簸，坐在这一交叉处你都会觉得最平稳。因此“中庸”就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中庸》在讲到哲学的最高奥妙的时候有一段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一个人的喜怒忧思七情没有过度，平平和和的，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这就是中庸最好的状态。《中庸》所描述的这个状态岂不是中医所说的“以平为期”吗？岂不是《伤寒论》里所讲的“阴阳自和”吗？阴阳自和，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好的生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是中和的医学，是使病人的身体达到“中和”这个最高境界的医学。
再谈谈《论语》。中国人对《论语》的评价很高，四书里它占的比重最大。如果把《论语》放在哲学里去看，它讲的主要是社会伦理学。哲学不是高高在上，与现实没有关联的，《论语》讲的社会伦理学，就是哲学的“用”，即实践应用。人们常说，儒家学说是以入世之心来研究入世之事的，它直面红尘，直面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自我的成长。如果医生能把《论语》每年通读一遍，如此坚持30年，那么这个医生的医德肯定不会出问题。读过《论语》，就能懂得敬畏生命。过去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相信半部《论语》也能够治医德，半部《论语》也能治疗当今社会严重不协调的医患关系。
最后说一下名学。名学就是西方所讲的逻辑学，用中国的传统说法，主要讲的是名和实的关系。什么叫实？我们感官所感知到的，包括听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闻到的、嘴巴尝到的，都是实。什么叫名？就是我们用语言文字把“实”准确、恰当、如实地表达出来。逻辑关系处理不好，写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话就经不起推敲，知识就没有办法传承了，思想就没有办法交流了。所以文字反映的是人的思维，名学在这里和格物的“格”有相似的意思。做学问不把名与实的逻辑关系搞清楚，是绝对不行的。
中医学理论的核心
最近国内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医医》。所谓《医医》，是从清代吴鞠通的《医医病书》意思上引申来的。第一个“医”是动词，医治的意思；第二个“医”是名词，指中医而言。出版这两本书的意思，一是要破，破除中医的西化；一是要立，把中医真正的内核、原理、最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确立起来，重铸中医之魂。
三道合一之人和多因素的相关性
三道，即天、地、人三道。《黄帝内经·素问》里最典型的一篇叫《四气调神大论》，着重讲人和天地自然的相关性，包括春夏秋冬四季该怎么养生。
医学所面对的，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的共同特性和规律，这一点讲得比较深刻、生动的是《内经·上古天真论》里关于男女的“七八”之说：女性7岁时肾气刚长；14岁“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那个时候就可以生小孩了；21岁的时候生命进入最旺盛的时期；四七28岁达到高峰；五七之后生育就少了。男人则以八为周期。这些是人的共同特点、规律、法则。而同一个病，每一个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我们用方子不一样，这就是中医的“个体化”。在中医的眼里，每一个人的身体特点都不一样，疾病特点也就不一样。
在《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灵兰秘典论》、《五运行大论》、《五脏别论》等名篇名著里列举了与人生命相关的35方面因素：五行、五脏、五腑、五时、五方、五窍、五体、五色、五味、五气、五畜、五星、五音、五数、五臭、五志、五声、五动、五谷、五化、五性、五德、五用、五化、五虫、五政、五令、五变、五藏、五本、五官、五功、五处、五华、五属。这35个方面就是中医藏象学说所确立的现实和背景，我们可以说它是哲学里的多因素相关性，在中医藏象学上具体、完整的体现。
必须强调，多因素相关性绝对不是多因素的决定性，这两者必须严格加以区分。比如说，西医在他的观念里往往承认单因素的决定性，如果身体中检出肺炎双球菌，那这个感冒以及感冒以后发展成的肺炎，一定是肺炎双球菌引起的。中医则不然，他必须从多因素相关性出发，来认识疾病过程中人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传入，曾经让中国的不少学子振奋了一阵子，也将信息科学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又走了一条弯路。这就是对信息这一概念的扭曲或误解。美籍学者、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当初是这样注解信息这一概念的：信息是两种状态之差。意思是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信息，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你把信息的两端加以比较，两端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把一个又一个信息的两端联系起来，那就看到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可是后来的信息论、系统论发展过程中，却变成只看一个又一个不变的信号了。比如我们看电影、电视，影视上一幅画面叫一帧。一秒钟如果跳过了24或25帧，因为视觉差的缘故，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运动的过程。假如我们从中间取一张图片或一个画面，那就只是一张图片，一张永远不动、不变的图片。那就不是中医的思维了。现在我们常常把中医的证候概念，等同于西医学里的症状，就像把图片等同于电影、电视一样，这是在中医研究对象问题上的致命性错误。可见一个中医不懂得哲学，不懂得哲学基础上的系统论，中医的思维恐怕就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我们能不可怕吗？
藏象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
中医基础理论包括六大范畴：藏象、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方剂、中药。其中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就是藏象。《黄帝内经》架构起来的藏象学说就是中医的《生理学》，是世界上最早、最成功的一般系统论模型。
中医的藏象不是具体的实体、实物，它指的是多因相关性的一种理论模型。如果一定要给中医的藏象一个物质上的解释，那就徒劳了。就像我们不能把哲学上的对立统一，分析出化学成分；不能把马克思哲学里边的否定之否定，解析出是什么物质变化一样。它们同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何必用形而上的科学去解释呢？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科学体系，出发点相同，走的方向完全不一致，因此构成的体系各有特点。中医所讲的藏象，不是西方所讲的拿到解剖台上可以看得见的实体性的血肉之五脏，中医的藏象是哲学和系统论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藏象，或者说是建立在哲学系统论方法上的藏象。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柏拉图在他的解剖台上解剖青蛙，与此同时一个木工在为他翻新一张旧桌子。下午，木工把桌子翻新了，与新的一样。柏拉图看看新桌子，再看看解剖台上血肉模糊的青蛙，忽然顿悟到，人类可以摧残生命，但不可能组合生命。今天看来，柏拉图的顿悟，依然是真理。试想，西医到今天岂不是仍然不可能用不同的器官，组成一个活的人吗？当然，我们不是说西医有什么缺点，中医有什么长处，我们只是想说明中医和西医的区别而已。中医和西医因为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运用着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才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
我们要管理一个国家，需要好多部门，比如农业部、国防部等。一个部由谁来当部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部的职能是什么。不管谁在这儿掌权，只要能踏踏实实、完完整整、认真仔细地把它自身规定的功能运行好，那这个国家就是平稳的、兴旺的。五脏，按《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的说法：“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官”者，管也，体现的就是管理职能。如果一个人身上各方面的管理职能都运转正常，而且相互的关系也协调得很好，那这个人就是健康的。这就是中医的藏象。那么谁来判断这个人健康还是不健康？那当然是医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所讲的藏象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国务院下属的管理部门一样。中央只需把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能划分清楚，各司其职地去管理、去协调就行了，用不着操心粮食怎么种，钢铁怎么炼这些具体责任。只要这个国家的职能部门在正常运转，就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兴旺和正常。同样的，临床中医就是病人的总理，专门管理病人五藏六府功能协调、运转正常的总理。一个临床中医只要能把病人身上藏象的强与弱、太过和不及、协调和不协调辨识清楚，把药用得恰到好处，病就没有了，就达到“以平为期”的目的了。
中医藏象理论的形成，是中医基础理论形成的一个成熟的阶段，也是中医成熟的标志。《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里有这样一段话：“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外内之应，皆有表里。”这些完全肯定的话，是衡量一门科学或者一个理论标准性的话。能这样讲出来，心里一定有数。真正掌握了国学特点以后，我们面对《黄帝内经》也一定能讲出相似的话。
美国学者Ｒ.Ａ.尤利坦在1975年著文说：“现代自然科学的思想大厦不是西方的私产，也不是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领地，这座盛誉的建筑物也属于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这个千年探索，说得很传神，也很准确。我们这一讲的题目叫“饱拥传统文化，重铸中医之魂。”就是希望每一位中医都能饱满地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就能够真正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医的可贵之处，就能够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重铸中医中药之魂。所谓中医中药之魂，首先是建立在哲学系统论之上的中医藏象理论。（本文据李致重教授在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的讲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