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院校规模空前，培养的学生不少，但为什么大家感到中医院校毕业生的整体临床水平不尽人意呢？笔者认为，中医教育的不成功，问题首先出在教材上。
现行教材是向西医学靠拢的产物
古代中医教育以家传师承为主。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学校教材的系统编写始于民国时期，当时社会风气以西方科学为时髦，对中医学持怀疑、否定态度，卫生行政机关悉由西医掌握，认为中医“不科学”而将中医排斥在学校系统之外。中医为求生存，争取中医教育加入学校系统，不得不向所谓科学标准的西医学靠拢，以西医为参照系整理构建出中医基础学科体系的雏形。
现代中医高等教育，基本承袭了民国时期中医教育的模式及课程体系。编写第一、二版统编教材时，为顺应当时的现实，以取得立足之地，在内容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和西医学的一些知识对中医基本理论进行了仓促改造，构建了一套现代中医理论的新模式。以后的各版教材都只是稍作修补而已。
被异化和失真的现代中医理论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中医教材，带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与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传统中医思想已有很大差距。兹将主要表现简述如次。
对中医文化原创思维的曲解
中医理论是在中华民族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教科书笼统地讲“源于古代劳动人民与疾病斗争的实践”，淡化了对民族文化原创思维的分析探索。中医理论的基础是阴阳五行。阴阳的思想源于太极，太极图是古人对自然气化运动盈虚消长规律的形象描绘，河图、洛书是太极思想的数字表达，是数字化的太极图。“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太极——河洛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头，也是中医学理论的根本。
阴阳和五行强调的是动态、时态，阳和阴首先是气化运动的不同状态。教科书把阴阳解释为日月、男女、水火等等两种物质间的相互关系，把阴阳学说定性为“古代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辩证法”是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阴阳首先描述的是自然变化的“象”，是古代的自然科学模型；当然，由“象”到“理”，可以进入哲学层面的讨论，但纯哲学概念的对立、统一、消长、转化，不足以成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构建。
教材强调阴阳间的平衡关系，但《黄帝内经》为什么不讲阴阳平衡？因为平衡是讲某一时间点上的事物间的相互关系，是从空间的、物质的角度看问题；若从某一事物的动态过程看问题，更应注重的是变化状态的平稳与否，而不是“平衡”。一个“阴阳平衡”的提法，把中医的时间动态思维拉向了空间静态思维。
古人把宇宙的动态节律描述为“离合”运动，气化阴阳的离合过程产生开、阖、枢三种状态，形成三阴三阳六气。三阴三阳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精髓，指导中医临床意义重大。阴阳被异化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后，中医教科书中的三阴三阳已不知所云，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也就被人认为“实即八纲辨证，六经名称本来可废”了。
天人相应的关键是要把握天地阴阳动态节律中的盈虚损益关系，“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和“七损八益”等都是对自然阴阳动态变化盈虚损益的描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调和阴阳的大法是“知七损八益，则两者可调”。现在教材把“七损八益”解释为房中术，还能成为中医调阴阳的大法吗？谓“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说法，是根据祖国的地理形势”，变动态为地域，变时间为空间，“天不足西北”说就成了古人不知道有青藏高原的常识性错误了。
教科书把五行解释为“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或基本元素”，是“朴素的唯物论”。但五行不仅是万物象态的系统分类，更是五种时态的符号。把一年分作五个时段，就会依次出现木、火、土、金、水五大类自然气息，也就产生了五行。时令的顺序是春→夏→长夏→秋→冬，所以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史记》说：“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为什么要考定星历？因为星历决定时间。把五行说成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如此粗浅、落后的概念，还有继承发扬的价值吗？难怪近百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废止五行了。
自然界有五行之气，故人有“五藏”。《内经》谓“藏气法时”，“各以气命其藏”，故由五行衍生出来的“五藏”，首先代表的是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在人体产生的五行之气，“藏象”讲的是天地自然五行之象在人体的表现。近贤恽铁樵讲“四时之五藏”，见解精辟。教科书将基于时间的藏象学说代之以基于空间解剖实体的脏腑器官（笼统讲“功能单位”仍从脏腑器官着眼），定格为“中国古代的解剖生理学”，把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作为中医发展到清代时对脏腑认识的时代水平，则较之西医的解剖生理学知识，当然只有落后和改造的份了。
五运六气是古人研究自然界周期性节律变化而总结出来的规律，是阴阳五行思想在更高层次的结晶。五运六气思想起源很古，对中医学基本理论模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藏六府”的模式即来源于五运六气。已故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讲：“五运六气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和渊源”，极有见地。《黄帝内经》中曾运用五运六气探讨了疫病发生的规律，我们的科研课题显示运气理论用于疫病预测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应用价值，但疫病预测仅是运气学说临床应用之一端，不能说五运六气就是疫病预测，中医学的许多重要原则都是在运气“七篇大论”中总结出来的。近代有些学者不去认真研究五运六气的精神实质，却把社会上一些简单利用五运六气常位推算方法，仅凭天干地支的机械推算就去搞疾病预测的现象认作是五运六气的代表加以评判，从而粗暴地否定了五运六气。
经络的三阴三阳命名、阴阳十一脉的构建、寸口六部脉象的划分等，同样与五运六气有密切关系，隐含着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六气节律在人体经络、脉象上的同步反映。教材对经络和脉象，只讲其然而不讲其所以然，学生如坠五里雾中，临床不知该如何应用。德国著名汉学家满晰博讲，他到中国来访问时，“甚至还遇到过连脉搏位置都找不准的中医实习生”，这在当今中医院校的毕业生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临床上诊脉成了做做样子的摆设。
金代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讲他创立新说是因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先贤王肯堂、陆九芝，近贤章巨膺等都认为中医各家学说的产生与五运六气有直接关系。从运气学说入手，可澄清中医学术中大量历史悬案。教材不讲五运六气，把不同时期、不同运气条件下产生的各家学说放在同一空间中去评判他们之间的长短优劣，例如用明清时期的温病学说去与张仲景的《伤寒论》比较治疗疫病的优劣，用朱丹溪批评元代医家的《局方发挥》去批评北宋医家等，好比“关公战秦琼”。
中医教材中摈弃了五运六气，许多中医的道理和原则都讲不清楚了。已故中医学家邹云翔先生说：“不讲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不了解祖国医学”，语重心长，切中肯綮。
“谨守病机”误读为“辨证论治”
教材宣扬中医看病的主要特色是“辨证论治”，但辨证论治是中医较低层面上的特色，《黄帝内经》并不突出辨证论治，反复强调的是“谨守病机”、“无失病机”。辨证时把某一时间点上采集到的症状集合在一起，分析它们的寒热虚实等属性，是空间的、静态的思维方式；抓病机则要求从动态的、时间的、相互关系的、综合角度看问题。“证”是象，证象不明显时会“无证可辨”；而抓病机每能“握机于病象之先”，抓的是先机。辨证论治引导学生“有是证用是方”，容易被理解为对症疗法；抓病机则要抓产生证的关键因素，深层次的因素往往是不显于表的“隐机”、“玄机”。分析病机时还要把握“时机”，“七损八益”是从动态的角度教人抓时机的重要原则。
由于传统中医看病时并不局限在辨证候，于是也有些教材在讲辨证论治时说辨证的“证”包括了病因、病机。但在文字学上，“证（證）”和“症”是古今字的关系，古人讲的证就是症状，《伤寒论》“辨××病脉证并治”将病、脉、证并列；“审证求因”的提法说明“辨证”和“求因”是不同层面的两个步骤，朱丹溪的《脉因证治》将“因”和“证”并列，也说明辨证和辨因不是一回事。“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古代的“辨证”概念很简单，也很清楚，现代的“辨证论治”把内涵无穷扩大了，证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如何去循名责实？《黄帝内经》突出“病机”，“伏其所主，先其所因”，概念、目标都很明确；现在把求病因和审病机都檃括到辨证论治中，以“辨证”为标识，篡改了传统的名称，概念混杂，重点不明。《荀子》曰：“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
中医疫病病因观的倒退
《黄帝内经》对疫病的发生提出的是“天”、“人”、“邪”三虚致疫的病因病机学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但虚不同于弱，“虚”是空隙、乖戾。天虚是天气乖戾而有隙，人虚是有隙可乘之人，虚邪是因隙产生和乘隙袭人之邪，故称“虚邪”。这较西医单纯注重直接致病源的疫病病因理论显然要全面和深刻。知道了“三虚致疫”，才能明白防“虚”不等于防“弱”，被邪乘虚而袭的人未必“弱”；才能明白为什么得甲流多的不是世界卫生组织强调的老、弱、孕、幼而是身体相对强壮的青少年人群了。教材摒弃了三虚致疫理论，反而推崇吴有性的“戾气”说，是因为吴氏的戾气概念接近于西医的致病微生物。把吴氏之说作为中医疫病病因观的先进代表，是从《黄帝内经》立场上的严重倒退。不讲“三虚致疫”，对“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深刻道理也就不可能讲清楚了。
中药成了“天然药物”
中药讲究的是药性。《汉书·艺文志》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因气感之宜”是讲药物的性能受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感应，与自然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辨五苦六辛”（五、六之说也源于五运六气）是辨药物的阴阳五行属性。这是从中华文化天、地、人、物大一统的观念建立的理论。现在的中药药理学与西药一样只讲有效成分，只讲物质的结构功能，不再重视药物的气味厚薄、升降浮沉、归经等性能，中药成了西医理论指导下的天然药物。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
更新中医教材刻不容缓
德国著名汉学家满晰博说：中医在中国本土上遭到“恶意破坏、荒唐自毁的极端行为。”满晰博不理解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和当时中医界求生存的苦衷，故用词未免偏激；但那时编的教材客观上对中医学术造成的“破坏”和扭曲确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中医界不必再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为逢迎社会潮流而曲意“自毁”了，应该对近代以来以教材为代表的被异化和失真的现代中医理论体系作出反思并进行溯源归真了。
国医大师陆广莘呼吁“重铸中华医魂”，是感到现在的中医学术已失“魂”落“魄”！中医的“魂”是什么？首先是中华文化之魂。中医药理论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凝聚着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太极河洛，是阴阳五行。太极河洛是古人对自然变化规律的基本认识，阴阳五行是时间的动态模型，这些都是中医思想的灵魂。教材把太极河洛摈弃了，把阴阳五行改造了，现在讲中医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要向社会和世界弘扬中医文化，但我们完全不讲中医理论中对太极河洛思想的精妙运用，反而讲阴阳是“朴素的辩证法”、五行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这样的文化还能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还有向世界弘扬的价值吗？
为什么许多人感到学了中医教科书临床上不管用呢？丢掉了五运六气，模糊了三阴三阳，据西医的解剖生理学来研究藏象，用有效成分分析方药，在西医的辨病之下搞辨证，以能合乎西医原理而沾沾自喜，诊脉成了做做样子，“天人相应”徒留空名……中医“落魄”了。
德国又一位著名汉学家和医史学家文树德讲我们的教材是按照外国人的口味编写的，他向我们忠告：“必须尊重中医的文化特质，在研究和发掘的过程中，不要走最终把传统医学改造成西洋医学的道路。”
不是讲西医的知识和技术对中医没有用，问题是教材有意无意地用西医的思想来要求中医，改造中医，抽换了中医的“魂”！
中医要发展，教育是基础；教育要发展，教材是根本！
上世纪50年代的教材，为中医的生存和中医院校的兴办建立了历史功绩，其中的良苦用心也令人唏嘘。现在更新中医教材到了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了！期望着我们新一代的教材还中医本来面目，为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和发展，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