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是我国医学界自古沿用迄今的历史名词，亦即专指中医。两年前我国将某些在学术临床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名老中医，通过相关领导部门的审核批准，由宣传媒体公布，誉之为“国医大师”。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崇高称誉，他们在中医药学传承、弘扬、发展与创新等方面属于代表性的人物。
读者也许会想，为什么会有“国医”这个名称？敝见认为：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其主要的学术内涵奠基于“儒学”，这也是中国医药学与国外西方医学在学术渊源、脉络等方面的区别。我国的儒学，堪称是“国学”的主体，而历代的中医亦可称之为“国医”。说明规范、合格的中医是以儒学打基础的。我出生在民国时期，当时有诸多城乡的中医挂牌执业，每每在诊疗处，标示“国医X X X诊所”，我在上海生活二十余年，当地的颇多中医往往是如此悬壶行医的。
我国古代已有“国医”记述
“国医”之所以是一个历史名词，那是因为我国古代就有这方面的记述。我阅读的古代医学文献不多，印象中很早的医药论著中，似未见“国医”二字，但在宋代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里，记述了北宋疡医王蘧在元祐三年(1038年)曾患背疽而“召国医治之……”(许叔微的引文原见王氏《经效背疽方》，原书已佚失不传)。又如宋代名医常器之是一位精于内、外科及伤寒学的名家，在常氏之后，有一位名为史源的外科医生，他在所著《史氏治背疮方》中提到前辈医家常器之时，称之为“国医常颖士(名)、器之(字)”。其后，明代名医梁学孟有专著《国医宗旨》，是一部内科杂病的撰著，此书现存明代万历年间刻本传世。清代也有以“国医”作为标示的著作，如康熙年间张仲岩所撰《修事指南》，该书又名《国医制药学》，刊本颇多。嗣后又有晚清徐时俊撰写的《国医学指南》等。
民国时期用“国医”名称者颇多
迄于民国时期，用“国医”二字作为机构、诊所、书名、期刊名或明示中医专业的相当多见，其中尤以上海、北京、天津、四川等地更多。由于上述地区专家所占的比例较大，今特举例作一简介。就全国而言，当时在国内有重大学术影响的管理机构，名为“中央国医馆”(焦易堂任馆长)。各地相关机构如上海的“上海国医公会”、“上海国医研究院”、“上海国医研究学社”、“国医书局”等；并有《国医新声》、《国医导报》等杂志。北京市(当时名为“北平市”)则有“北平市国医分会”(后改名为“北平市国医职业分会”)，还有“北平市国医讲习会”、“中央国医馆北平药学讲习所”等；而北平的中医期刊有《国医求是》和《国医砥柱》月刊等。天津市有“天津市国医研究会”(该会主办《国医正言》杂志)；四川省有“四川国医学院”、“成都国医学院”等，该省并主编《国医改进》月刊问世；其他诸多城市不一一列述。关于出版的医籍注明“国医”二字的亦颇多。如上海校经山房刊行的《国医药物学》(赵海仙撰)、《国医初步读本》(李和铃撰)、《国医临诊秘典》(张达生、萧熙合编)、《国医新论》(陆士谔撰)、《国医诊疗学》(胡善庐编)等。我比较熟知的上海市中医前辈医家，如恽铁樵曾撰《中央国医馆与恽铁樵往来之文件》，丁福保撰《国医补习科讲义》，还有中医文献大家曹炳章曾编撰《国医集汇录》，胡安邦编《国医生理学》、《国医病理学》、《国医开业术》，吴克潜编撰《国医实用诊断学》，朱国钧撰《国医生理新论》，李涵馥撰《国医指南》，邱骏声撰《国医舌诊学》，包识生撰《国医学粹》等。业师秦伯未先生在“秦氏同学会”曾编写《国医讲义六种》，作为早期课徒之教材。再者，上海国医书局曾编辑《国医小丛书》34种。此外，甘肃丁冠青撰《国医史略》；天津王趾周撰《国医伤寒新解》；四川熊宝珊撰《国医创伤精要》和《国医外科针度》，傅仲山撰《国医伤科方式》等。
凡此，体现了在这一段历史时期，运用“国医”这一名称者颇多。之所以如此，敝见认为：这可能是医学中的“西学东渐”后，社会上西医从业人员大幅度增长，中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标示“国医”专擅而有别于西医的缘故。“国医”作为中医药文化具有标识性的名词，当前亦正由中医药从业人员予以继续沿用，如今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刊行了杨志勋主编的《国医启蒙教育读本》等，说明今后仍将长期予以沿用，并展现它的学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