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首开临证保胃气之先河，仲景在组方、煎药、服药、药后调护等环节中处处体现保胃气的原则，为后世脾胃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保胃气思想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医学术思想之中。胃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胃气是指人之正气，狭义的胃气是指脾胃的生理功能。本文所谈胃气指狭义的胃气，亦即脾胃的生理功能。
脾胃为“生化之源”、“后天之本”，《素问·玉机真藏论》云：脾为“中央土，以灌四傍”；《素问·玉机真藏论篇》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六腑之本也”，这些论述说明了脾胃的主要生理功能，脾胃旺盛则身体健康。在病理上，脾胃的盛衰是导致疾病发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反映和影响着疾病的变化、转归和预后。
以脾胃为本的学术思想源于《内经》，《伤寒论》则首开临证保胃气之先河，奠定了后世脾胃学说基础。南宋医家李东垣撰写《脾胃论》，提出“人以胃气为本”、“百病皆由脾胃而生也”，创立了升发脾阳之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脾胃学说。叶天士提出滋养胃阴，使脾胃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伤寒论》一书在各个环节中体现出保胃气的思想，本文从组方用药、煎服法及调护这两方面简述如下。
组方用药
扶正健中以祛邪
仲景从理法到方药，处处以脾胃为本，诸般治法均以无损脾胃为要。理中丸、大建中汤、小建中汤等是仲景补养脾胃之名方。健中扶正方可祛邪，全书113方中，用甘草71方，大枣40方，人参20方，粳米5方，生姜、大枣同用者37方，生姜、大枣、甘草同用者37方。如此的方药应用，可见其对于保养胃气的重视。其组方仅以白虎汤为例，其功效为顿挫邪热，方中加梗米，既能养胃护津，又可防止君臣药大寒伤中。更有白虎加人参汤，加人参大补元气，可益阴生津，防寒药伤正，又可补汗血之源，助胃气以利祛邪。
急下存阴保胃气
对于阳明腑实痞、满、燥、实、坚之邪热燥结中焦、正盛邪实之证，仲景投予小承气汤、大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等。承气，乃顺承胃气之意。燥热内结，最易损伤胃气，伤及胃阴，必急下之。保胃津方能保胃气，胃津不在，则胃气无存，阳明三急下证和少阴三急下证即是此意。清代吴鞠通之《温病条辨》中五承气汤的运用更是秉承了仲景的衣钵，将其顺承胃气的理论运用到了极致，加减正气散、三仁汤等亦为调和脾胃、祛湿化浊、理气和胃的经典方剂。“存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亦即保胃气、存津液也，这一贯彻温病治疗始终的理念正是源于仲景的保胃气思想。
峻药攻邪不伤胃
在药物配伍方面，正如《本草汇言》言：“盖仲景方用峻药，必配和胃之品，以监制之”，如十枣汤中使用大枣糜粥，因为服刺激性较大的逐水祛痰药后，往往胃肠道津液被劫，而出现口干舌燥的症状，此时加入补气生津液的大枣，便可使痰水去而不伤津液。
仲景曾反复多次论述用汗、吐、下或汗、吐、下太过所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旨在强调顾护胃气，把祛邪而不伤正作为治病的准则，其所论变证，对于只知攻邪而不顾脾胃者，当引以为戒。例如81条云：“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以防苦寒之品，更损中阳。273条云：“若下之，必胸下结硬”，若误将太阴虚寒作阳明腑实证而寒凉攻下，则变生它证，故不可贸然攻下。
除以上组方原则外，《伤寒论》中的药物剂量是根据病人体质酌情定夺的，如“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其剂量的变化，也是从保养胃气出发。
煎服法及调护
仲景十分重视煎服法。用攻克之剂时，强调应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大承气汤后注明“得下，余勿服”；调胃承气汤服法上要求“少少温服”，即分次少量服用；十枣汤后注明：“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其意皆在润胃燥而调胃气，不致峻泻，使胃中不燥，胃气调和。
在煎药细节方面，仲景也是独具匠心。如在白虎汤、桃花汤、竹叶石膏汤等方中不仅有粳米，煎法中更著明“煮米熟”，“米熟汤成”，增强养胃之力。正如柯琴所言：“粳米稼穑作甘，培形气而生精血，用以奠安中宫，阴寒之品，无伤脾损胃之虑矣。”
仲景十分重视药后调护，如桂枝汤后有“服已须臾，啜稀粥”，因为啜热稀粥后，可以借粥补养而助胃气，方后注意事项中还有“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处处体现顾护胃气原则。《伤寒论》71条：“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398条：“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这些条文均在说明通过调节饮食，尽快恢复脾胃功能的重要性。
《伤寒论》中保胃气的思想贯穿于全书，在治病的每一个环节都时时注意顾护胃气，并承上启下，为后世脾胃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