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阳崇拜（四时）
衍变到天地交泰（五行）
从生命本体出发，既然生殖是男女双方的行为，那么在被拟人化的无生命世界里也必然存在着二元因素，这也就导致了中国哲学的二元思维持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引史墨言曰：“物生有两。”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存在着两极的原因。因此古代的哲学家特别反对偏执的“一”。《国语·郑语》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这种朴素辩证法的相反相成的观念是同阴阳的基本模式相关的。
万物生长靠太阳。日照给人类带来光明和热量，它们对原始初民更是性命攸关的。作为“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的阴阳都与“日”字相联系，都是表示日的属性。春秋时代齐国宰相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明代医家张介宾力主“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天之运，人之命，元元根本总在太阳无两也。”恩格斯从哲学高度明确指出：“我们地球本身只是由于太阳热才得以生存下去……如果没有太阳放射到我们这里的排斥运动，地球上的一切运动都一定会停止。”在二元思维的背景下，太阳就不能单独生物了，需与大地相合后，才能化生万物。《庄子外篇·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荀子·天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管子·内业》：“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素问·天元纪大论》：“在天化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素问·六微旨大论》：“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而正是对太阳的深刻观察，对一年有二时或四时的认识是明确的：由于太阳的运动变化，有二分之阳阴即春秋，四分之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即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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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太阳阴阳之气的变化，以地球（土）作为前提，大地上出现了春木生、夏火长、秋金收、冬水藏的适应性变化。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阳生阴长，阳杀阴藏”。（见图1）《管子·四时》云：“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班固《白虎通·五行更王》说：“土所以王四季……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旺亦须土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说：“土居中央为天之润，土者天之肱股也……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土者五行之主也。”《易·彖传》说：“百谷草木丽乎土。”《国语·郑语》：“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古人以为土是以木、火、金、水所代表的四季之气形成的“母亲”，在包括我们人类生命在内的自然界，没有“土气”的存在，就不会有四季木、火、金、水之气的产生形成，也不会有自然万物的形成，所以土是四季五行之气的“后天之本”，而不独主某一时节，即土载四行，土旺于四时。
这在河图中的数理也应证了这一点，四方成数是在中央数五的基础上由生数相合而成的。（见图2）土与四时连接起来，不就是甲骨文的行字吗，将土加上不就成五行了吗？（见图1、图3）但在大地上新生事物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说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见图4）《史记·律书》云：“午，阴阳交曰午。”十二消息卦中午（五）月对应的天风后意为新生。可见在农历五月是阴阳交合产生新生事物的时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物生谓之化。”化是生物生命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阴阳交感的结果，在春夏秋冬四时之中央，谓之长夏，长夏的气候特征是主湿，是湿气弥漫的特殊季节。天阳下迫，地气上蒸，湿为热蒸，则蕴酿生化。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皆以长夏之化为中心。四时若无长夏为之化，则草木虽繁茂而果实不成，秋既无收，冬亦无藏。所以，我们理解长夏的关键在于，虽然春夏秋冬四时已将十二月占尽，而长夏却可以重叠于夏末秋初之时。其性与土相类似，故归属于土，即又有土属长夏之说，而成为五行。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又《素问·玉机真藏论》：“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同时《素问·藏气法时论》有：“脾主长夏”，这样脾既主四时，又主长夏，这对看似矛盾的理论就容易理解了。《中藏经》说：“脾者土也……王于四季，正王长夏。”“正王”可以理解为“最王”(“王”通“旺”)。就是说，脾虽旺于四时，而以长夏为最旺。刘宗迪说：“上古天文历法制度才是五行说的知识原型，正是原始历法制度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为五行说按四时五方划分世界、组织万物的分类框架奠定了基础，五行说的生、克机理也只有归结为历法制度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五行说考源[J].哲学研究,2004(4):35-43.）这种观点是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