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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中医各家学说之“偏”

  有关火神派争议最集中的问题就是火神派是否有偏,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辨证地看,所谓其偏是偏其所长,偏得其所,有其长即有其偏,无偏则无其所长。

  各家学说“无不有偏”

  历史上各家流派都有自己的研究重心和方向,议论必然有所侧重,强调一说,突出一义。金元四家分别以突出寒凉、攻下、补土、养阴而见长,旗帜鲜明地提出独立学说,构成了中医丰富多彩的各家学说框架。由于强调一说,突出一义,议论与着眼点自然有所偏重,这是很正常的,刘完素主张“六气皆从火化”、张子和“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李东垣把大疫完全归咎于内伤、朱丹溪的滋阴降火论可谓皆有其偏。

  火神派强调阳主阴从,与阴阳并重的理论确有不同;强调肾元的作用,与东垣重视脾胃也不相同,唯其如此,才显出其观点的独特性和侧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家皆有所偏,所谓有其长即有其偏,无所长则无其偏,可以说这是各家学说的基本特点。清代李冠仙说得好:“殊不知自昔医书,惟汉代仲景《伤寒论》审证施治,无偏无倚,为医之圣。后世自晋代王叔和以下,无不有偏。迨至金元间,刘、张、朱、李,称为四大家,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河间主用凉,丹溪主养阴,东垣主温补……前明王、薛、张、冯,亦称为四大家,大率师东垣之论,偏于温补,而张景岳则尤其偏焉者也。其实《新方八阵》何尝尽用温补,而其立说则必以温补为归。后人不辨,未免为其所误耳!”(《知医必辨》)虽说“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之语说得过头,终归指明了各家学说“无不有偏”的事实。

  对各家学说之“偏”

  应予客观分析

  从另一方面讲,这种所谓偏确实又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并未超出经典理论的范畴,绝未离经叛道,否则它不可能流传下来,因为它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并不偏。明代李中梓说:“(金元)四家在当时,于病苦莫不应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孙一奎则说:“仲景不徒以伤寒擅长,守真不独以治火要誉,戴人不当以攻击蒙讥,东垣不专以内伤树帜,阳有余、阴不足之谈不可以疵丹溪”(《医旨绪余》)。《四库全书提要》对这几句话大加赞赏,称为“千古持平之论”。

  坦率地说,不排除有人“各承家技,始终顺旧”,见到稍有不顺旧的地方,轻则认为偏差,重则认为离经叛道,其实是保守思想在作怪,或者对各家学说缺乏常识。历史上,各家学说均曾遭受非议和攻击,可以说无一例外,有的还很激烈,看一看温补派与寒凉派、滋阴派的争论就可以知道。然而,这些流派今天仍被接受并予发扬,历史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和地位。关键是对各家学说应持历史态度和客观的分析,要“因古人之法而审其用法之时,斯得古人立法之心”,而不应如孙一奎所言“窥其一斑而议其偏长”。

  阳虚法钦安

  火神派强调扶阳的主张不过是对《内经》“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观点的发挥而已。强调肾阳的功用,与古人“肾为先天之本”,“补脾不若补肾”的理论也有相近之处。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汪剑教授称:“仔细研究火神医家的著作,便能发现‘火神派’作为中医学术体系范围内的一种学术流派,其理法方药始终遵循辨证论治的规范。”此评公允。关键是要认识到各家流派各有所长,各具特色,“人讥其偏,我服其专。”而不要求全责备,以偏赅全,学者要善于取精用宏,博采众长,“因古人之法而审其用法之时”,何偏之有?

  “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明医杂著》),诸家各有其长,各司其属,为诸多医人所遵奉,没有人嫌其偏。“果医者细心参酌,遇热症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寒则用景岳,何书不可读?何至咎景岳之误人哉!”(《知医必辨》)今笔者聊为续一句“阳虚法钦安”,即遇阳虚之证则参用郑钦安之法。须知郑钦安“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千古一人而已!”(唐步祺语)何绍奇先生亦称:“郑钦安虽善用姜附,影响了几代人,但他并不专用姜附,也不是偏爱干姜附子,恶当归地黄,而是当用则用。”“他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

  当然有所偏不等于走极端,更不能超出常识范围。火神派主张阳主阴从不等于有阳无阴;重视阳虚不等于否认阴虚;主张扶阳并不废止滋阴;广用附子不等于滥用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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