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火神派争议最集中的问题就是火神派是否有偏，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辨证地看，所谓其偏是偏其所长，偏得其所，有其长即有其偏，无偏则无其所长。
各家学说“无不有偏”
历史上各家流派都有自己的研究重心和方向，议论必然有所侧重，强调一说，突出一义。金元四家分别以突出寒凉、攻下、补土、养阴而见长，旗帜鲜明地提出独立学说，构成了中医丰富多彩的各家学说框架。由于强调一说，突出一义，议论与着眼点自然有所偏重，这是很正常的，刘完素主张“六气皆从火化”、张子和“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李东垣把大疫完全归咎于内伤、朱丹溪的滋阴降火论可谓皆有其偏。
火神派强调阳主阴从，与阴阳并重的理论确有不同；强调肾元的作用，与东垣重视脾胃也不相同，唯其如此，才显出其观点的独特性和侧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家皆有所偏，所谓有其长即有其偏，无所长则无其偏，可以说这是各家学说的基本特点。清代李冠仙说得好：“殊不知自昔医书，惟汉代仲景《伤寒论》审证施治，无偏无倚，为医之圣。后世自晋代王叔和以下，无不有偏。迨至金元间，刘、张、朱、李，称为四大家，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河间主用凉，丹溪主养阴，东垣主温补……前明王、薛、张、冯，亦称为四大家，大率师东垣之论，偏于温补，而张景岳则尤其偏焉者也。其实《新方八阵》何尝尽用温补，而其立说则必以温补为归。后人不辨，未免为其所误耳!”（《知医必辨》）虽说“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之语说得过头，终归指明了各家学说“无不有偏”的事实。
对各家学说之“偏”
应予客观分析
从另一方面讲，这种所谓偏确实又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并未超出经典理论的范畴，绝未离经叛道，否则它不可能流传下来，因为它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并不偏。明代李中梓说：“（金元）四家在当时，于病苦莫不应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孙一奎则说：“仲景不徒以伤寒擅长，守真不独以治火要誉，戴人不当以攻击蒙讥，东垣不专以内伤树帜，阳有余、阴不足之谈不可以疵丹溪”（《医旨绪余》）。《四库全书提要》对这几句话大加赞赏，称为“千古持平之论”。
坦率地说，不排除有人“各承家技，始终顺旧”，见到稍有不顺旧的地方，轻则认为偏差，重则认为离经叛道，其实是保守思想在作怪，或者对各家学说缺乏常识。历史上，各家学说均曾遭受非议和攻击，可以说无一例外，有的还很激烈，看一看温补派与寒凉派、滋阴派的争论就可以知道。然而，这些流派今天仍被接受并予发扬，历史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和地位。关键是对各家学说应持历史态度和客观的分析，要“因古人之法而审其用法之时，斯得古人立法之心”，而不应如孙一奎所言“窥其一斑而议其偏长”。
阳虚法钦安
火神派强调扶阳的主张不过是对《内经》“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观点的发挥而已。强调肾阳的功用，与古人“肾为先天之本”，“补脾不若补肾”的理论也有相近之处。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汪剑教授称：“仔细研究火神医家的著作，便能发现‘火神派’作为中医学术体系范围内的一种学术流派，其理法方药始终遵循辨证论治的规范。”此评公允。关键是要认识到各家流派各有所长，各具特色，“人讥其偏，我服其专。”而不要求全责备，以偏赅全，学者要善于取精用宏，博采众长，“因古人之法而审其用法之时”，何偏之有？
“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明医杂著》），诸家各有其长，各司其属，为诸多医人所遵奉，没有人嫌其偏。“果医者细心参酌，遇热症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寒则用景岳，何书不可读？何至咎景岳之误人哉!”（《知医必辨》）今笔者聊为续一句“阳虚法钦安”，即遇阳虚之证则参用郑钦安之法。须知郑钦安“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千古一人而已！”（唐步祺语）何绍奇先生亦称：“郑钦安虽善用姜附，影响了几代人，但他并不专用姜附，也不是偏爱干姜附子，恶当归地黄，而是当用则用。”“他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
当然有所偏不等于走极端，更不能超出常识范围。火神派主张阳主阴从不等于有阳无阴；重视阳虚不等于否认阴虚；主张扶阳并不废止滋阴；广用附子不等于滥用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