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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 中医药学会方剂学

    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的专项研究。此后,在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中,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和专门保护制度被写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一年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传统老字号、道地药材、民间民族医药和中医经典名方等方面的专题性研究。
 
    如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再次开展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就是想通过调查摸清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存续状况,为有代表性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建立档案,并建成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和数据库,形成一套系统规范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技术体系。
 
    下一步,将如何实现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防御性保护和有效利用?调查组认为,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才能真正把保护落到实处。
 
    制定经验名录是重要部分
 
    刘氏“小锡壶”的故事在吉林磐石市小有名气,磐石明城卫生院骨伤科的刘长军就是刘氏“小锡壶”中医正骨第五代传人,“小锡壶”历史源远流长,但有关史料毁于文革,至今仍是刘长军的心头之痛。
 
    当年,刘长军的高祖父和祖父刘子臣来到磐石小城子(今明城镇)行医,刘子臣为其祖父提壶打酒背药箱,因此而得名“大锡壶”和“小锡壶”。“九一八”事变后,祖父刘子臣多次秘密前往红石砬子红军洞,为杨靖宇的抗日联军治病疗伤。
 
    在《磐石县志》和市文史办,调查组有幸查到了“小锡壶”的保存史料。目前,“小锡壶”中医正骨已被列入磐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像刘氏“小锡壶”这样的中医经验传承在我国还有很多,如何研究制订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是扶持、促进中医药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制定中医经验名录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医知识体系确有贡献的名中医,应当将他的贡献编入名录中,不应仅是将其经验保存下来、形成文字,对其经验的理解吸收和提炼升华更应成为传承过程的重点内容”,上海市中医药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刘春辉坦言,以往口传心授的方式中经验以人为载体,具有不确定性,受人为影响程度大,很多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灭失了。将中医经验编入名录,使其文字化甚至数字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传承人个体的依赖。
 
    构建数据库是关键环节
 
    悬壶60多年的南昌人“王阿婆”,原名王士清,是名儿科中医,针药并用独树一帜,擅长治小儿疳积、惊风、泄泻、湿疹,挽救了数万垂危病儿。
 
    1958年,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时,她毫无保留将秘方和全部设备、药品献出。
 
    此次调查就是在全国各地寻找身边的“王阿婆”,让中医药传统知识得到有效保护,构建数据库是关键环节。
 
    通过调查,为有代表性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建立档案,并建成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和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对技术的运用起到引领作用,有利于中医经验的推广运用,延续其生命力。
 
    建立数据库有助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其中收录的传统知识,除了记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中医治疗经验,还区分了中医对学科知识的具体贡献,明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客体,进而激发探索知识产权转移应用。建立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和专业中介服务队伍,使中医药传统知识在更大范围应用,最大程度实现其价值。
 
    法律法规实现防御性保护
 
    “建立名录和数据库是摸清家底的举措,但不是最终目的,建立符合法理原则的法律法规才能真正把保护落到实处,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利用与惠益分享提供基础。”刘春辉认为,中医药传统知识法律保护体系不健全,相当一部分中医药传统知识并未被现行法律规则包容,以至于在受到侵害时无人主张权利。
 
    首先,明晰的保护对象和客体是法律保护的基础,应从源头予以保护。不但要保护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知识的利用,还要保护传统知识本身,由于传统知识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单一途径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传统知识的保护需求不明确,导致保护工作难以进行操作。此外,确立归属是当务之急,因其群体性的特点,保护主体不应局限在个人,这是由传统知识群体性和文化相关性决定的。
 
    其次,要加快中医药立法,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以法律形式承认中医药传统知识是智力成果,尊重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价值,在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合理利用中,保证持有人的行使知情、参与和同意的权利。
 
    立法应如何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相衔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曾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建议,制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作为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的核心,实施法律保护以制止对中医药的不当占有和滥用。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衔接,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及其他保护措施互补,协调配合的综合法律保护体系。
 
    刘春辉认为,法律对于知识产权权利的归属有比较全面的规定,但知识产权的创造有赖于从业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必须完善法规与制度,为相关主体权益提供保障机制。一方面,要从法律上明晰医药知识商业运用与公益运用的边界,科学拟定中医药知识创造性标准;另一方面还应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中医从业者知识产权创造的内在动力。
 
    今年是浙江省东阳市中医院成立60周年,该院别出心裁,不搞大型庆典,把“感恩”作为院庆主题,首先为全院400多名职工的父母送上一份健康体检套餐作为礼物,感谢他们对职工的辛勤培养和支持。
 
    该院还邀请浙江省中医院等上级医院多位专家来院举行多次义诊和免费送健康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并派出多位副高以上专家及内科、外科、妇科、骨科、口腔科、针灸科医生参加。每次活动中,医院都结合主题在场地周围布置许多宣传画板,并组织医务人员分发相关健康资料。
 
    据统计,今年,该院有14个临床科室先后20多次到东阳江镇、湖溪镇、三单乡、东岘社区和东阳南街口广场等送医送药,分发健康资料8000多份,共约1万余名市民接受了义诊和健康咨询。近期,该院东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责任医生还走访了辖区内的空巢老人,向他们宣教一些安全用药和季节病防治等方面知识,受到市民的广泛好评。
 
    12月13日,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学分会第十四次学术年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李冀当选为新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冀表示,新一届方剂学分会委员会将继续整合优势资源,深入开展各种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和医疗保健模式,为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做出积极贡献。
 
    本次学术年会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承办。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曹正逵、黑龙江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邵玉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匡海学等出席开幕式,来自全国各省市28所高校、科研院所、医院和企事业单位的260余名方剂专业工作者从方剂学科的有关理论、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课程建设、实验研究、临床应用、中药新药研发等方面展开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研讨。
 
    本报讯 第二次全国社会办医暨中医药发展战略高峰论坛日前在湖北中医药大学召开。
 
    论坛就“我国医改的出路需要社会办医的发展与竞争”和“社会办医的意义特点和发展趋势研究”等专题展开交流,50余位来自全国的民营医院院长和各省市中医药大学校长分享了各自的特色和经验,探讨中医院发展模式,讨论办医可能面临的障碍,寻求社会办医的有效出路。
 
    论坛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中华中医药学会社会办医管理分会、北京郑伟达中医肿瘤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联合承办,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谢钟,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姚云、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刘学安等100余人出席论坛。(李惠敏 熊江) 
 
    12月12~13日,第二届急危重病经方临床应用学习班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举行。
 
    本次学习班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急诊科和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邀请国医大师王琦、国医大师刘志明女儿刘如秀、名老中医周平安、薛伯寿及各主要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专家讲授中医经方治疗危重病的经验,来自北京地区的120余位中西医临床医师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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