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一位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医师杜格尔·克里斯蒂，在中国东北行医。后来，他将自己的见闻感受写成一部回忆录《奉天三十年》。在这部书中，作者大为感叹导致中国人自杀的原因与西方截然不同。
他见过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因地界纠纷打官司，富人用钱收买了官员，所以胜诉。但第二天，穷人家的一个儿子就在富人家门口自杀了。富人处境非常狼狈，只好付给穷人家一笔可观的赔偿金。
没想到这件事刚过，穷人的又一个儿子在富人家门口自杀，并在死前请来很多证人，向他们说明， 自己自杀是因为富人恃强霸占了自己家的土地。这次，穷人要求更重的赔偿，富人只能照办。
付钱过后一个月，穷人的第三个儿子又照此行事。结果，第三次赔偿让富人破了产，变得比他的对手还要穷。
经过这件事，这家穷人获得了全村人的尊敬，家族威望陡增，再也没有人敢欺侮他们。
杜格尔·克里斯蒂写道：“在中国，人们自杀不是因为厌倦生活，也不是因为想从耻辱后悲伤中解脱的怯懦想法，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愤怒，或者他知道自己的死会陷对手于不义。”
这种想法出于一位西方人旅居中国的经验，却和一位研究者的结论不谋而合，在玛格丽·沃尔夫关于中国女性自杀的论文中，她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其他行为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动、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她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所以对于女性，造成自杀的强烈动机可能是复仇，死亡并不仅仅是苦难的结束，还带来权力，这是一种方法，使折磨她的人受到惩罚。
让人惊讶的是，对于中国人，甚至连自杀都不是一种主体性行为，自杀者对死后效果的期待，超过了求生本能。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反而让弱者的生命焕发出特殊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