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斯顿并不是第一位向美国公众介绍新中国针灸的美国人。早在50年代，就有美国记者“溜进”中国，用照片和纪录片向美国人介绍新中国，包括中医针灸疗法。1971年4月，还有美国记者随乒乓球队进入中国，也发过有关中国针灸治病的新闻。但这些消息并没有引发太大的反响。
从美国70年代初发表的有关中国的大量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在1971年的中美交流中，除了赖斯顿7月的中国之旅之外，还有两个美国代表团先后分别访华，对针灸传入美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5月的访华团有两个美国科学家，9月的访华团有四个美国医生和他们的夫人。这六位美国客人都是学者出身，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颇有名气。在广大美国民众看来，他们具有科学和专业背景，说的话可信度高，社会影响力自然也就大。
美国虽然在1971年5月宣布解除从1949年开始对中国贸易与交流的禁运，但在70年代初，一般美国学术界人士想到中国访问，几乎是不可能的。1971年6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突然报道美国的两个科学家到中国参观了一圈，目睹了针灸疗法。他们是耶鲁大学的高尔斯顿（Arthur Galston）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西格纳（Ethan Signer）教授，两人的专业分别是植物生理学和微生物遗传学，研究的范围都属于生命科学领域。奇怪的是，《时代》杂志报道的题目是“中国外科医生”，讲的是美国科学家亲眼见到中国医生使用针刺替代药物麻醉进行手术。文中刊登了经络穴位图，但却错误地解释成为“神经中心图”，足见当时的媒体对针灸所知甚少。
高尔斯顿和西格纳教授访华同针灸连在一起实属偶然。他们当时在美国可以算是小有名气，两人不仅是一流的科学家，还因为公开反对政府在越南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而知名美国。他们于1971年初访问了越南，主要是为了解美国在越战使用化学武器造成的影响。访问越南后，他们突发奇想，想试一试“闯关”中国，结果意外地在河内获取了访问中国的签证。据《时代》杂志分析，他们之所以能获得签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反战”背景。可见，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内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乒乓外交”刚刚发生一个多月，两位美国科学家就被批准入境，可以猜想，这一定是中国政府的精心安排。
若干年后，高尔斯顿在回忆文章中提及，他们有幸成为应邀访问中国的第一批美国科学家，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纽约时报》曾头版报道，这是他一生中的最难忘之旅。值得一提的是，高尔斯顿以发明除草剂“橙剂”而出名。当年此药剂被广泛使用，甚至在越战中作为化学武器以毁灭植物，暴露越军的藏身之地。深入研究发现，橙剂对生态环境可造成长期性的破坏，对人体有毒。高尔斯顿呼吁政府停止使用，最后促使尼克松在越战结束之前下令停止喷洒此药。
两位美国科学家到达中国时，正好赶上中国科学界最尴尬的时期。当时中国尚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被打倒，除了少数国家重点扶持项目外，科学研究几乎全面停止，能向外宾展示的成果少得可怜。在中方接待人员的安排下，他们见到了一些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科学家，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和一些大学的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不出所料，参观以后，美国科学家除了对复旦大学的农业研究有所评价外，在中国好像并没有发现什么突出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唯一例外的是参观针刺麻醉手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令他们百思不解。
据《时代》杂志报道，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期间参观了多次针刺麻醉手术。在北京，他们观看了一例卵巢囊肿切除术，医生使用针刺激患者的腕部代替麻药，从病人腹中取出有棒球大小的囊肿。病人术中完全清醒，还要求看了一下取出的囊肿。在中国武汉，他们同加拿大外交官一起参观了更令人震惊的开胸心脏手术。一位女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用针刺入手腕和上臂代替药物麻醉，手术自始至终病人都保持清醒。医生切开病人的胸腔，锯断肋骨，甚至手握病人的心脏，病人连眼睛都没眨。术中，病人还要求喝了橘汁，最后，脸带笑容地被推回病房。
两人回到美国后，接受了许多记者采访，目睹针刺麻醉的经历使他们立即成为“明星”。他们还亲自撰文，介绍中国政府非常注重发展传统医学，研究草药，使用针灸治疗疟疾、胃病、风湿病、关节炎等各种疾病。西格纳教授对记者说：“直到我亲眼看到针刺麻醉之前，我同很多西方人一样，一直持怀疑态度。据我所知，手术没有使用其他麻醉方法，病人始终清醒，而且很高兴。”高尔斯顿教授补充说，也有例外，他见到一位疝气手术的男病人，显然对手术有些担心。他找到了一种自我安慰的办法，将毛主席的小红书自始至终紧紧地握在手中。
由于两位科学家具有生命科学教授的身份和信誉，两人对针灸的看法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关注。虽然他们所述的是“亲眼所见”，但对保守的美国医学界来讲，这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当时美国医学界曾对中国针刺麻醉开展热烈讨论，一些人认为针麻不过是一种催眠术。很多来自医学界的批评认为，科学家并不是医生，他们不懂临床医学，针刺麻醉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