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是中医名家祝谌予（1914—1999）诞辰105周年。祝谌予一生勤恳敬业，君子风范，在患者及业界有较高威望。本文作者张素珍是祝谌予之子祝肇刚之妻，是“施门祝氏”医学传承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值此回忆祝谌予生前二三往事，以作后辈怀念之想。
祝谌予生于一个殷实之家，家中人口众多，是个无忧无虑、活泼开朗的青年，是大家族中的“孩子王”。由于其母亲的一场病，改变了他的生活。为了医好他母亲的病，家里遍请中西名医，祝谌予有机会看到了不同医德、医术和不同面孔的大夫。这些大夫中唯有当时驰名京城的施今墨对患者认真负责且医术高超，其母只有服施今墨的药病情才有明显好转，令祝谌予心生佩服。于是他立志做一个不图钱财、能为患者治好病的大夫。1933年，19岁的祝谌予拜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为师，成为其开山弟子，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医学生涯。
拜名师 慧眼识“对药”
拜师后的祝谌予就像变了一个人，兄弟姐妹的聚会游玩中不见了他的身影。他清晨早早地就到施今墨的诊所抄方侍诊，每天上午100位患者；下午随施今墨出诊四五家；晚上回家后背方剂，阅读《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等医学典籍，并对老师当天的案例进行回忆、整理。用兄弟姐妹们的话说就是“家里少了一个孩子王，多了一个读书郎”。夜深了，祝谌予还在研读，竟忘了身边的火炉，长袍被迸出的火星烧了一个个小洞，他用线缠一下毫不在乎，众人看到后戏称他像个“小刺猬”。
在侍诊过程中，祝谌予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名曰“零金碎玉”，随时记录施今墨在诊疗过程中对患者的问诊、用方、用药等情况，晚上回家后认真总结、归纳、分析。他发现施今墨处方时习惯双药并书，于是收集起来，收集百余对后遂向施今墨请教：“老师，您用药总是一对一对的，道理何在？”施今墨听后大悦，对祝谌予说：“这些对药是我经验所得，得之临床，得之阅书，得之旁人经验。你仔细看看，这些对药皆为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寒一热、一气一血，体现了中医调摄阴阳、以平为期的治疗原则。”祝谌予听后如梦方醒，疑惑立解，随即将这些对药归纳、记录、整理，在临床实践中加以应用，效如桴鼓。
1957年，祝谌予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长时，将这些对药推介给带教的学生们，其中一名学生吕景山很用心，将这些对药进行记录、整理，汇集成册，并于1982年交付出版，名曰《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得到了广大临床医生的推崇。此后吕景山对此书中的对药进行了药物产地、性状、药理等多方面的补充，并多次再版，广受欢迎。
再精进 著书承师业
在继续侍诊的两年中，祝谌予看到施今墨密切关注当时医学发展动态，临床中参考西医的诊断、化验、检查等数据，在诊治时依中医辨证“遣方用药”，则疗效甚佳。在侍诊过程中，祝谌予经常向施今墨汇报自己对某些疾病的思考、认识和学习中的感悟，每每得到施今墨的肯定和赞赏，师徒二人感情渐增。祝谌予看到施今墨的临床治疗有相当好的疗效，认为应该将医案整理并出书，使老师的医术得到很好的传播和发扬。于是祝谌予向施今墨提出想给老师出一本医案的想法，起初施今墨说“再等等吧”，但看到祝谌予已经整理好的资料很有条理，而且能把自己诊治的思路和原则表达出来，便欣然同意了。祝谌予受到了老师的肯定，学习更加用心和勤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医已进入中国，祝谌予考虑到如果用中医方式来给医案分目录，可能一般人不容易理解，于是决定用西医方式对医案进行分类，得到了施今墨的首肯。祝谌予在分类中遇到了一些疑惑请教老师，这次施今墨说：“这些西医问题我也给你解释不清，你要搞清楚就去日本学习西医吧。这样对以后推动中医的发展是有帮助的。”祝谌予听后很受鼓舞，加紧了对医案的整理。在赴日留学签证批下时，医案也编纂完成，名曰《祝选施今墨医案》。1940年，《祝选施今墨医案》出版了，不多时日即告售罄。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施今墨高超的医术及改革中医、发展中医的远见卓识。
祝谌予侍诊六年后，在25岁的年纪即编纂出版《祝选施今墨医案》，实属难得。看着这部医案，祝肇刚问父亲：“当时没有电脑等先进设备，收集整理医案这么繁琐浩大的工作，两三万字的医案，您是怎么独立做成的？”祝谌予对儿子说：“当时桌上、地上、床上……凡是有平面的地方都铺开了病历，别无他法，唯有耐心地一份份整理、一页页细心核对，坚持不懈、不怕吃苦方能完成！”祝谌予在《祝选施今墨医案》的序言中写道：“余之留日，志在学医，学医之用，尤在于洞悉以科学析解病理之方法，更施用于吾国特效之药物，以行吾师之志。”
祝谌予留日期间学习专注，刻苦认真，在西医理论、实验技能及临床诊断各方面非常优秀。祝谌予学成毕业后，校方及指导老师多次挽留，但他不忘初衷，毅然回国，将所学知识结合中医理论应用到临床和中医发展中。天道酬勤，祝谌予终于成了中西医结合的一代名医。而由他编纂的《祝选施今墨医案》《施氏对药》《施今墨临床经验集》也成为传承、学习施今墨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重要资料。
传医技 更重传医德
在北京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旁的绿树掩映之中，有一个青砖灰瓦的平房小院落，是杏园金方国医医院，它的前身是“北京市顺义县中西医专家门诊部”。在20世纪末曾有十几位当时的名老中医在门诊部临床诊病；它更是一代名医祝谌予倾注了晚年心血建立起来的“施门祝氏”在农村的第一个临床基地。
1984年的一天，祝谌予对儿子祝肇刚说：“我收到从顺义寄来的一封信，来信的人想推荐他儿子跟我抄方，这个人曾是你外公（施今墨先生）办的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你给这个人回封信，再约他儿子谈谈，看看情况，告诉我能不能带。”几天后祝肇刚回复父亲说：“我和这个孩子见面了，不到30岁，是个老实人，有些中医基础，在他父亲的指导下看过几本中医书，但不是太系统，爸可以带带看。”从此，祝谌予每次在家中义诊时，就有一个小伙子准时来跟诊抄方，这个年轻人叫薛福玉。
祝肇刚把自己在中医学院的教材借给薛福玉学习。每次祝谌予看病前后的空闲时间，就会看到薛福玉不时地提出问题请师兄祝肇刚解答。几个月后，在薛福玉的邀请下，祝肇刚索性每周利用休息日去衙门村的小诊所出诊，师兄弟俩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病例，谈读书心得，小诊所的患者也逐渐增多了。
一段时间后，薛福玉对祝肇刚说：“师兄，您问问祝老，咱能否开个医院？”祝肇刚说：“行啊，你联系吧！”于是薛福玉到当地卫生局提出建医院的申请。时任卫生局领导说：“你能请来大夫吗？”薛福玉说出了祝谌予、刘渡舟、瞿济生等几位名老中医的名字。卫生局领导非常不信任地说：“就你？行啊，只要你能请来局里就批！”薛福玉连忙找祝肇刚，祝肇刚马上问父亲，祝谌予说：“农村缺医少药，可以建个医院，对农民有好处。”祝谌予随即写了几封信函，让薛福玉、祝肇刚二人到当时几位德高望重的名医家中去邀请。对方了解了办院初衷以及祝谌予将亲自坐诊后，都爽快地答应了。
一个星期天，祝肇刚找车将几位老中医接到衙门村，薛福玉立刻骑自行车赶到卫生局汇报“战果”，卫生局领导马上请了县领导一起拜访几位老中医。见到这么多知名老中医，县领导说：“衙门村这么小，条件不好，干脆你们去县医院吧！”祝谌予说：“我们是冲着农民兄弟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县领导只好答应了。但当薛福玉去卫生局办手续时，局长讲：“由于你们没有病床，所以只能批你们建个门诊部。” 于是1986年8月17日，在顺义衙门村一个报废的小电子琴厂的厂房里开办了一个诊所，即“北京市顺义县中西医专家门诊部”。就这样，一个专为农民服务的专家门诊部在北京顺义农村开了先河。
当时门诊部里只有四五个工作人员，但大家齐心合力，一人兼数职。张会计当时又抓药又管卫生，祝肇刚负责约车接送老中医，甚至有时还当起大厨。门诊部红红火火，四郊八县的农民慕名而来。经媒体报道后，全国各地的专家门诊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边远地区“看病难”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由于顺应了社会需求，符合民众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老中医们对患者认真负责的精神和精湛的医术，使得门诊部患者日增，不断发展，成就了现在的北京杏园金方国医医院。（张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