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晚，正忙着撰写盖茨基金申报材料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国际知名疟疾防治专家李国桥接到老朋友电话，获悉抗疟路上的“战友”、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凭借发现治疗疟疾的开创性疗法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这是好事情！青蒿素治疗疟疾早就该获诺贝尔奖了！”
上世纪60年代至今，这位年近八旬的广东科学家一直奋战在青蒿素抗疟的临床研究中。他曾“以身试药”，为此后治疟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他首先证实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的速效低毒作用，更先后研制了5个青蒿素类复方，是我国青蒿素类药临床研究主持人。
“屠呦呦获奖实至名归”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李国桥的手机响个不停。“很多人问我，对屠呦呦获奖怎么看？我认为屠呦呦获奖实至名归，是很好的事情，这是中国人获奖也是青蒿素获奖。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哪个获奖都好，大家都感到高兴。”李国桥爽朗地笑着说。
李国桥坦言，自己并未与屠呦呦共事过，但多次共同开会，是“熟悉的老朋友”。“屠呦呦此番获奖实至名归。”他反复强调，是屠呦呦最早通过青蒿素的乙醚提取物证明抗疟效果，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研究的突破。“诺贝尔奖强调的是她发现青蒿素并用此治疗疟疾的有效性，而不是‘发明’，‘发明’是一个个工序做完才算，而‘发现’不需要，这一点上屠呦呦的贡献是不能否认的。”
最近有媒体透露，4年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米勒在推荐拉斯克奖时，同时给屠呦呦和李国桥递来了推荐表，最后屠呦呦获奖，引起国内轰动。李国桥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
原来，当时米勒来粤调研，李国桥还陪同他到惠州罗浮山的青蒿治疟之源纪念碑参观。米勒曾当面跟李国桥说，希望推荐屠呦呦和他两人同时获奖，没想到却遭到李国桥的反对。“我觉得我最多是第三人选，如果屠呦呦、罗泽渊、李国桥三人同时获奖我可以接受。因为罗泽渊是第一个从菊科黄花蒿里头拿到了抗疟单体，我是用云南药物研究所的黄蒿素完成首次临床验证的。”虽与大奖失之交臂，但李国桥丝毫没有遗憾。
“毛主席曾经说过四句话，我一直视为做人的准则：‘见先进就学，见落后就帮，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我们今天要创造和谐社会，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是保持着当年的心态。”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淡然一笑。
以身试药，写下“遗书”
回顾一生的抗疟史，李教授感慨万千。1967年，中国政府启动了“523任务”，意在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当时中医药协作组分别在针灸和中药两个方向上进行探索，而承担针灸治疗疟疾研究的，正是广州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教师李国桥带领的科研小组。
一次，为了深入研究恶性疟疾的发热规律，李国桥不顾同事们的极力反对，将带有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试图通过亲身试验，体验病情变化。感染恶性疟原虫后，李国桥忍受着持续高烧的煎熬，以及肝脾肿大的痛苦，尽量拖延服用抗疟药的时间。
这是一次极有可能危及生命的医学实验。为此，李国桥给单位和家人留下“遗书”——“这次试验完全是自愿的。万一出现昏迷，不用抗疟药治疗。这是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家人不要责怪实验的执行者。万一真的发生不幸，到时只要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他的感召下，一位同事和8位当地青年也拿自己的身体做了实验。
病中的李国桥坚持记录感染数据，寻找疟原虫发育规律，为此后治疟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如今，无论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的《疟疾学》，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教学书，仍记录着李国桥团队研究的数据。
谈及是什么理想信念支撑了他近50年的抗疟之路，李国桥突然深情肃穆讲述了曾经所见的悲惨一幕。“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去云南，疟疾刚刚好暴发，家家户户都有人生病，因为疟疾死去的人很多。在一家，我看到一个约两岁的小女孩坐在躺在门板上的母亲旁边。从小女孩的口中得知，她的父亲在几天前因为疟疾去世了，她的五六岁的哥哥也没有幸免于难。看到这个场景，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就此放弃在抗疟道路上的奋斗？”情到深处，李教授两度哽咽，他随即解释称“不好意思，我年纪大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在场人员无比肃然起敬。
“这么多年，我也遇到很多挫折，但就是这些（悲惨的场景）让我下了决心去搞疟疾研究，‘救人’是我消灭疟疾的动力！”李国桥声如洪钟，言辞坚定。
推广青蒿素复方新药
1974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在云南边境的耿马县阿佤山南腊公社，有一个孕妇患了最严重的脑型疟疾，昏迷不醒。如按常规用奎宁类抗疟药治疗，患者十有八九会死亡。因此前有用青蒿素治愈多例非脑型疟疾患者的经验，李国桥决定再次使用。但万一无效患者死亡，李国桥就要承担医疗责任。幸运的是，患者最终苏醒了。
这是人类首次在临床上用青蒿素成功治愈恶性疟疾。1982年8月，李国桥等人撰写的论文《甲氟喹与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上。从此，青蒿素成为全球抗疟专家的关注焦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李国桥为了让中国人发明的青蒿素能尽快在全球普及推广，开始奔走于世界各地。从越南到柬埔寨，再到泰国、缅甸、印尼、菲律宾、印度，从东非的肯尼亚到西非的尼日利亚和南非，以及拉丁美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向人们宣传推介青蒿素。
2006年12月，李国桥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产业园宋健平教授率队前往非洲科摩罗，实施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工作队设计了一个“全民服药”的抗疟新方案：前后超过220万人次参加青蒿素复方的全民服药，3万多流动人口参加预防服药。经过几年的推广试验，科摩罗2014年实现了疟疾零死亡，疟疾发病人数减少为2154例，与2006年相比，下降了98%。
2013年8月，科摩罗联盟副总统兼卫生部长福阿德·穆哈吉来到广州，为帮助科摩罗清除疟疾做出重要贡献的李国桥和宋健平颁发总统奖章，这是该奖章首次颁给外国教授。
“非洲每家每户都有四到五个孩子，但很多孩子在5岁前因为疟疾死去了。”这个世界深受疟疾折磨的人有很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以及投入使用是百姓的福音。“我们研究出青蒿素是为了救人！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用青蒿素复方快速消灭疟疾。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诗经》里的话似乎点出了屠呦呦教授与青蒿的不解之缘，而国桥二字，似乎注定李国桥教授会成为国际友谊特别是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友谊的桥梁，这个媒介，也正是青蒿素！
“青蒿素来源于中医中药”
如今，李国桥最关心的是他的快速消灭疟疾项目能否成功获得盖茨基金。“假如中标了基金将先拨给10万美元，短期内达到目标再投100万美元，如此一来我们的研究项目就可以做得更大，帮助更多的人。”一提起他醉心多年的抗疟研究，李老便滔滔不绝。
许多人不理解，国内外研发出治疗大型疾病的药物众多，为何偏偏发现青蒿素能拿诺贝尔奖。李国桥这样解析：“全球三大传染病中，疟疾死亡率最高。上世纪60年代有一种抗疟‘王牌药’叫氯喹，这种药毒性非常大，而且是长半衰期药，到了80年代已经无法再用，正好赶上青蒿素的出炉。”他认为，青蒿素的重要性在于“速效低毒”，它比任何一个西药药效都更快，吃下去两小时病原便能停止培育，由此大大降低病死率。
也有人质疑，青蒿素与中医药没有关系。李国桥大声反驳：“青蒿素来源于中药，是从中药提取的。如果从学科管理来说，青蒿素是一个单体，准确叫化学药。”在他眼中，中医药发展应有两条路：一是按照配方来提高疗效，二是青蒿素研究的路子，通过化学结构提纯。“中医药的发展，也要结合现代医学来做。”旁边的医史专家郑洪教授补充说：“东晋医学家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中明确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说明古人用的是青蒿鲜汁，因为高温会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屠呦呦采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提取，消除了没有抗疟活性且有毒副作用的酸性部分，保留了抗疟活性强、安全可靠的中性部分，不仅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效果，还大幅降低了它的毒性。所以，质疑青蒿素与中医药无关，显然是无知的。”
研究青蒿素近半个世纪，李国桥教授，这位耄耋老人心中仍在描绘着宏大的蓝图：改变疟疾防治的思路，从“以消灭传染源为主”转变为进一步控制传染源，研发出毒性更小、药效更快的青蒿素复方药。“我心目中的复方一天就起效，不用分服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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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桥，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著名抗疟专家，我国青蒿素类药临床研究主持人。在青蒿素类药防治疟疾研究领域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成果，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教委颁发的3项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中华中医学会科技二等奖等。1974年首先证实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的速效低毒作用，通过延长疗程获得高治愈率；首先证明青蒿素类药对恶性疟原虫配子体的抑杀作用，揭示青蒿素类药有重要意义；首先提出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不易产生抗药性的学术新见解；先后研制了5个青蒿素类复方，其中4个复方获得发明专利，在尼日利亚、肯尼亚等非洲数十个国家广泛应用。关于恶性疟热型的解释、图解被收入WHO专家合编的《疟疾学》中；皮内血片法被载入英国牛津大学医学教科书；发表的学术论文成为国际上青蒿素类药物临床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一篇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被国际学术刊物引用160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