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医的信念和感情，自然造就了我对中医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以为中医兴亡，匹夫有责。这部书的写作，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很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写作，切实地为中医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认识上的问题。
这部书的写作，经历了近十年的酝酿，应该说准备还是充分的。但是，真正要动笔了，却还是不知从何入手。总觉得中医的问题千头万绪，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关键呢？
在平常人眼里，中医是治疗慢性病的，或者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什么是治本呢？实在的就是大病重病，西医帮助渡过了急、危、重等诸道难关，然后让中医来收尾，让中医来调养。因此，说到底，中医只能用来治一些死不了的病。
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中医只是啼鸣的公鸡。你啼，天也亮；你不啼，天也亮。中医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想解决这个认识，应是一个关键。
上述这样一个认识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历届毕业生中，有不少都喜欢到我这里来谈体会。他们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在大学四年的学习里，对中医还是有热情、有信心的，很希望在毕业的一年里能有小试牛刀的机会。可是一年的实习下来，他们几乎彻底绝望了，对中医的热情也所剩无几。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在临床上所看到的中医，并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中医。中医无论在中医院还是西医院的中医科，都几乎成了一种装饰。搞中医的人对中医没信心，稍微碰到一点难题，就急着上西药，或是在西医的常规治疗上，加一点中医做样子。而真正想搞中医的人，在制度上又没有保障。
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中医院搞临床，这家中医院就有一条明文规定，发热的病人用中医治疗，如果三日内不退烧，就一定要上西药。中医院会作出这样的规定，至今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中医院不规定，用西药退烧，如果三日退不下，就必须上中药呢？中医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不能不叫人生疑。
昨天，有一位即将临产的孕妇到我这里拜访，目的是在生产前来面谢我。在她怀孕7个月的时候，因为劳累的关系，出现腹痛、阴道流血等先兆流产症状。经过一周的西医治疗，没有得到改善，又因为患者过去有过流产的历史，所以，心里特别害怕。经友人介绍到我这里诊治。诊查舌脉之后，我给她开了黄芪建中汤，第一剂药后，出血就减少了，三剂药下去，腹痛、流血皆止，而且胃口大开。事后，她将经过打电话告诉在北方的母亲，母亲听说这件事后，第一句话就问：用中医行吗？患者母亲的这个疑虑，反映了平常百姓对中医的心理。
今年五月，我应邀参加一个中医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就作了个“略说中医的学习与研究”的报告，报告之后，一位与会的博士找我交谈，一方面对我在这样的年代里还能用如此大的热情来研究经典、宣扬经典表示赞叹，另一方面，则是对我的行为感到不解。据说在他们一帮中医博士里，已经绝少有人看经典，如果哪一位博士的案头放上一部《黄帝内经》，那绝对是要被笑话的。博士的案头都是什么书呢？都是分子生物学一类的现代书。中医博士可不可以不读经？
博士这个群体，无疑是个高层次的群体。在他们身上肩负着中医现代化的使命，所以，读些现代的书是理所当然的。但为什么不愿读中医书尤其不读经典的书呢？我想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医只不过如此，经典只不过如此，难道还有什么更多的看头吗？我想与上述许多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显得尤其严重。大家知道，博士这个群体，将很快、很自然地要成为中医这个行当的决策者、领路人，等到这个群体真正当政的时候，中医会成一个什么样子呢？这是不难想象的。
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医，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中医，究竟代不代表真正的中医？我们现在在各类中医医疗机构看到的这些医生的水平，究竟能不能代表中医的真正水平？中医的真正水平在哪里？中医的制高点在哪里？在现代，还是在古代？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形成对中医截然不同的认识。如果真正的中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那我们值不值得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她？值不值得花毕生的精力去钻研她、实践她？我想首先我不会的！何必陷在这个死胡同里呢？花去许多精力还只能做个配角。所以，我提出“如何正确认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当今的这个局面所迷惑，从而丧失掉对中医的信心。
近十年里，中医界提得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问题。对于任何一门科学而言，都是理论走在前面，实际运用慢慢跟上来。有关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谈。这几十年来，中医的局面为什么没有办法突破？临床疗效为什么老是上不去？遇到高热降不下来，最后还得上青霉素。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中医的理论已经形成两千余年，在这期间，没有大的突破、大的变化，会不会是因为理论的落后已经不能为临床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指导了呢？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问题便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
大家可以思考，今天我们的临床落后，我们治病的水平上不去，是不是因为理论落后造成的？我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理论不但没有落后，在很多领域还大大地超前。这与其他传统学问有类似的地方。近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皆系人类文化之早熟品。我想中医的情况大抵亦如此，正因为其早熟，而且早熟的跨度太大，乃至现代她仍不落后，甚至还超前。所以，在中医这个体系里，完全不存在理论落后于临床的问题。你认为理论落后于临床，你认为理论在你那里不能指导临床，那我就要问你：你真正弄通中医理论没有？对于中医的理论，对于《内经》的理论，你把握了多少？有十成把握了没有？如果不到十成，二三成呢？如果连二三成都不到，有的甚至搞了一辈子中医最后竟然还分不清阴阳，那你怎能说理论落后于临床？现在的人把中医理论看得太简单了、太朴素了。因为太朴素，就有点像山里的农民。其实，朴素有什么不好呢？朴素才是最高的境界，因为返璞才能归真！如果你还没有真正认识中医的理论或者最多只是一种相似的认识，你怎么能说中医理论是超前还是落后呢？
上述这个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认识好，那导致中医今天这样一个局面的症结就不容易抓到。我们今天看到的临床水平比较低下的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错误地把这个原因归结到理论的落后，而去寻找理论方面的原因，那我们可能就会形成真正的倒退，真正的落后！
记得本科毕业后，我在附院搞临床。一次，接治一位女性肺炎患者，患者年龄60岁，入院体温39.5℃，WBC近两万，中性98％，右肺大片阴影，按照西医的看法，这是一例重症肺炎患者。老年人患重症肺炎是很容易出危险的。但是，当初的我，初生牛犊不畏虎，总想试试中医的疗效，所以，选择了中医治疗。经过辨证，属于肺热所致，遂投清肺之剂。不料服药之后，不久即泻，始则药后2小时泻，后渐至药后十余分钟即泻。所泻皆似药水，入院三天体温丝毫未降，其他症状亦无缓解。按照院规，次日再不退烧，就必须上西药。此时的我，心情比病人还要着急。遂匆匆赶到师父处求教，师父听完介绍后，说这是太阴阳明标本同病，阳明热而太阴寒，阳明热需清，然清药太阴不受，故服之而泻利。此病宜太阴阳明分途而治，方不至互相牵扯。内服仍守前方以清阳明，外则以理中汤加砂仁，研末调酒加热外敷神厥以温太阴。我赶紧如法炮制，当晚近9时敷上，约过1小时，继服上药，服后竟未再泻。次日晨查房，体温降至正常，一夜之间，他症亦顿减。此病始终未用一粒西药，周余时间肺部炎症即全部吸收而出院。
此例病人给我的影响极深，使我于长长的十多年中，在遇到临床疗效不如意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是中医的问题，是理论的问题。所以，对于理论是否滞后于临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去思考。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理论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信受奉行。理论的先进与落后靠什么来衡量？在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在自身的领悟上找问题，而不会去归咎于理论。当然，如果问题真正出在理论上，确实是理论滞后了，我们亦不应死抱住这个理论。但是，根据我的经历和观察，大多数情况下，问题并不出在理论上，而是出在我们的认识上。
有关上述问题，我还想从另外一个方面加以申说。理论与实际运用，理论与临床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就会很清楚。
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已经达到了人们想象中的十分完美的程度。人们也许认为，这就是解释世界的最终极、最和谐的理论。但是，时间一跨入20世纪，这种和谐就被打破了。随着1905年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以及后来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人们对宏观及微观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认识上的这个改变，导致了技术应用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宇航技术、原子能技术，到微电子技术，乃至我们今天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变化，都无不与新理论的建立相关。在经典的物理学框架里，宇航技术、原子弹，以及现代通讯技术，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理论的重要，理论确实制约着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而这样的一种感受和经验，能否作为我们提出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理由呢？我想这个理由应是双重的，正因为我们看到了理论的重要性，它制约着实践和技术的发展，所以，更应该重新来评价我们今天的认识，重新来认识中医的理论。看看经典中医理论的包容性究竟有多大？它的延伸性、超前性究竟有多大？它究竟还能不能给我们今天的临床带来指导？而不应光看到她是两千年前的产物。如果这个理论的确落后了，的确不能适应现代，那就要毫不犹豫地打破她，在中医这个体系里建立起“相对论”。如果这个理论根本没有落后，如果在这个经典的框架里已然具足“相对论”、“量子力学”，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打破她呢？
现在在中医界有一个怪现象，也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对中医经典的教育逐步在减弱。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都已将经典改为选修课，就连成都、南京这些老牌的、原本非常注重经典的学院亦不例外。这种改变是不是一种进步呢？很值得怀疑。在我们没有建立起新的理论前，在我们还没有切实地发现传统理论的破绽前，经典仍然是中医的核心，经典仍然是中医的基础，经典仍然是中医的必修。怎么可以将核心和基础作为选修呢？有人说《中基》不是从《内经》里来的吗？《内科》不是从《伤寒》、《金匮》里来的吗？而且比《内经》、《伤寒》、《金匮》更完善了，怎么不可以用它们来取代经典呢？实在的说，《中基》与《内经》，《内科》与《伤寒》、《金匮》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相差太远太远了，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我想这个问题今后会有机会谈到的。
好比新的力学尚未建立，就将经典力学束之高阁，这是一个什么格局呢？大家可以思考。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来说明，这是普适的，东西方文化都是如此。在现代科学里，由于许多杰出科学家的工作，理论的价值显而易见，如我们从费米的工作里可以充分体会到量子理论的魅力。扁鹊与费米有没有可比性？但是，在我们一般人那里，量子论、相对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所以，理论评价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中医的历史里，出现过许多成功运用经典理论的人，比如张仲景，比如扁鹊。扁鹊运用经典理论成为起死回生的一代神医，而张仲景则因为谙熟经典而最终成为医圣。我们是否可从扁鹊、张仲景及历代名医那里，看到经典理论的价值，就像从费米及许多科学家那里领略到现代物理一样。
1999年12月3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于新亚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杨教授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阐述中国文化的特征。
杨教授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在传统文化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所以，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杨振宁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文化是求理，而近代科学（包括现代科学）是求自然规律。传统文化所求的理并非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而近代科学追求的是自然规律。这样一种划分就使传统文化与近（现）代科学泾渭分明了。传统文化求理，不求自然规律，那么，这个理又是什么呢？杨教授解释这个“理”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那么，这个“精神”，这个“境界”又是指的什么呢？难道科学没有精神，没有境界吗？第二，杨教授认为在传统文化里只有归纳的方法，而没有逻辑推演（或称演绎）。大家知道，在科学体系里进行研究，需要两种方法，一个是归纳，一个就是推演。所谓归纳，就是把许多现象归纳起来得到一个认识，一个定义，一个理论，把许多事物聚在一点上，一个认识上。原来现象上看似不同，本质上却是这么相近。所以，归纳实际是由外向内的一种认识。逻辑推演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过程非常严密，比如由一到二，由二到三，这个次序只能这样。现代科学既有归纳，又有逻辑推演，而逻辑推演是它的标志。中国文化里只有归纳却没有逻辑推演，这又将传统与现代区别开来了。第三，传统文化里缺少实验，缺少自然哲学。在很多场合，许多人都认为中医与其说是一门自然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自然哲学。而杨教授在讲演中却以中医为例，认为传统文化中缺少自然哲学，这显然与许多人的观点相左。在现代科学领域里，实验是非常重要的，离开实验几乎寸步难行。即便是审视科学的部门也是如此。当年我读博士的时候，管理博士这一层次的机构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除了文献博士外，其余的都要搞实验研究。所以，我这个博士算是侥幸得的，因为我并没有做实验研究，这要得益于我的导师。
在中医历史里没有实验，我们没有看到黄帝问岐伯，你的阴阳理论是怎么发现的？是不是通过小白鼠实验发现的？确实没有。所以在中医乃至其他传统科学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实验，这是合乎实际的。以上就是杨教授对中国文化的大体认识。
这一小节的内容主要是就传统文化与中医的问题跟杨振宁教授商榷。
杨教授的上述认识是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是很正确呢？是否真正表述出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呢？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传统文化虽然有许多分支领域，但是，中医是最具代表性的。下面就以中医为例，次第讲述我的观点。
首先，我们要来认识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理”。传统文化孜孜以求的这个“理”，是不是仅仅是一个精神和境界的问题，还是包括了精神和境界？我们可以先从文字的角度来考究这个问题。
《说文》曰：“理，治玉也。”所谓治玉，也就是雕刻玉。玉石开采出来以后，经过我们的琢磨，经过我们的精雕细刻，形成我们所需的形状，形成一个艺术品。所以，理的原意，是指的这样一个过程。在古人眼里，所有的物质中最致密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玉。为什么玉看起来很冰清、很细腻呢？就是因为玉的纹理非常细润的缘故。大家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解牛，目无全牛。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熟悉牛的理，每一块肌肉的走向他都非常清楚，顺着这个走向、这个纹理去解牛，既快捷，又不费刀。那么，玉的理当然就要比牛的致密多了。所以，治玉更要加倍地细心，更要清楚这个理，顺着这个理去琢磨，去雕刻，就可以弄出我们所喜欢的艺术品，要是逆着这个理去雕刻，玉就会被损坏。理的原意就是这样。引申出来呢，就是你要这样走才行得通，那样走就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理在这里发生作用。大家想想看，这样的理不是自然规律又是什么呢？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行不通。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理的意义就在这里。你要顺着走，路子才走得通，这就是理。人理也好，天理也好，自然之理也好，都是这样。自然之理就是我们要顺着这个理与自然相处，才行得通；人理就是我们如何跟人相处才行得通。所以，理不光是精神和境界的问题。理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这样走就行，那样走就会碰壁。而精神有时是虚无的、飘渺的，没办法把握的。
我们说在中医里面，更显得上面这个理、这个规律、这个法则的重要，而这个理、这个规律、这个法则是什么呢？就是阴阳四时！所以，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这里为什么要用“得道”这个字眼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得道这个词在古人那里用得很多，得道可以升天，连天都可以升，还有什么不能的呢？那因为什么得道呢？因为你明白了这个理，顺着这个理走，当然就得道了，当然就步入坦途了。现在的宇宙飞船为什么能够升天呢？不就是因为我们弄清了相对论这个理吗？所以，这个理，这个道，这个道理都是很有义趣的词语，古如是，今亦如是。
传统文化的建立是不是只有一个归纳呢？这一点上我也是不同意的，在《素问·上古天真论》里明确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里的知道者，也就是得道者。得道者，当然必须是明理者。这里的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阴阳，一个是术数。所以，这就有两个问题，阴阳表示的是归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里将天地万物，将一切事物的变化、生杀都归结到阴阳里，所以，就归纳的角度而言，天下没有比阴阳更完美的归纳法。那么，术数呢？术数所表述的显然就是推演的一面，显然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逻辑的一面。谈到推演和逻辑就必须联系数学，所以，杨教授认为在中国古代没有数学产生，只是到16、17世纪西学传入后，才有了数学的苗子。而真正意义上的数学则到20世纪才有，这要以清华、北大于20世纪初开设数学课程为标志。那么，中国文化里究竟有没有数学呢？答案是肯定的，术数就是关于数学的学问。《四库全书总目》在谈到术数的定义时，有下面一段文字：“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当然，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数理逻辑系统，但是，它属于推演的部分却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要想成为知道者，要想真正把握传统这门学问，就既要把握阴阳，又要明于术数。因此，传统文化是归纳和推演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传统文化里没有实验，这个问题杨振宁教授只说对了一半。确实，在中国文化里我们看不到像现代的这样一类实验研究。就医学而言，运用人体以外的东西，如用大白兔、小白鼠或其他动物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这样的实验的确没有。但是，在传统文化里，存在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个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才产生了传统文化，才构建了中医理论。内证实验是任何一个有志于研究中医的人所不能回避的。当然，内证实验这样一个问题确实不容易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内证实验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小白鼠，你看得见，摸得着，它完全是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一种能力。一旦具备了这一能力，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各种有别于在机体之外进行的各种实验。所以，这个问题不好谈，但是，不谈不行。如果讲传统文化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按照上面的路子理解传统文化。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中医是不具备理论结构的经验医学，要么，中医的理论是仅凭思考得出来的结果。大家可以想想，光凭一个思考得出的理论，值不值得我们完全地去信受？大家也可以想想，中医的许多理论，中医的许多事实，光凭一个思考行吗？比如经络、穴位这样一些东西，你能够思考出来吗？比如风池、风府这个问题，你凭什么思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特定的穴位要叫做风池、风府？你凭什么思考出少阳经是这样一个循行，太阳经又是那样一个循行？我想无论你如何聪明，这些东西也是思考不出来的。不信，你就思考出来一个看看。显然，如果没有内证实验的参与、没有非常精微实验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传统文化，特别像中医这样的学问，在其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是既有思考，又有实验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实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只有理由来区分内证实验与现代的外证实验，而根本没有理由来否定内证实验。这个问题不应该含糊。
因此，理性思考和精微实验是传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是完全可以信受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认为传统文化里有试验。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内证实验是个什么东西，比如说经络，李时珍曾经说过，经络隧道，若非内视返观者，是难以说出道道的。内视返观是什么呢？内视返观就是典型的内证实验。具备这个内证能力，经络穴位都是看得见的东西，可是在现有的科学实验那里看不见，甚至动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也难以看见，那你完全可以不相信，所以，困难就在这里。
要进行上述的内证实验，需要主体具备一定的素养，一定的能力，在我们本身不具备这种内证实验的条件与能力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直觉？科学也需要直觉。爱因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直觉的信奉者。离开直觉，科学研究就少了一条腿。我想在我们许多人里，也许会有人具备这样一种内证的能力，也许一个也没有。但你相不相信呢？这是学中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有人问我，学中医需要什么条件？我想就是需要这个条件，在你做不出来的情况下，你相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存在？
内证实验究竟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梁启超的一句话说得很好：“心明便是天理。”这也是杨振宁教授在讲座中引用过的一句话。心明不是普通的心里明白，要获得这样一个心明是很不容易的。心明实在的就是已经具备了内证实验的这么一种状态。心明就可以内视，就可以返观，经络隧道就可以一目了然。你就可以进行内证实验的操作。为什么说这是内证实验呢？因为它不是在人体外部进行的。
大家知道，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提到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胎胪药录》。过去认为，既然有一本《颅囟经》是讲小儿疾病的，现在又用一个胎字，所以，《胎胪药录》自然应该是讲小儿用药的书。如采用现代的语言来翻译，或者可以叫做《儿科用药全书》吧。但是，我们翻开历史就会清楚，东汉以前会不会有一本专讲小儿用药的书呢？《神农本草经》只分上、下、中三品，而不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就是到明代的《本草纲目》也只分木部、草部、石部、兽部，等等。所以，有这些常识，就不应该这样来思维《胎胪药录》。那么，《胎胪药录》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胎，不是指胎儿，而是讲的胎息，是一种回复到胎儿时期的特殊呼吸状态。人一旦进入到胎息的状态，心明的状态也就自然产生了，内证的条件也就具备了，这个时候内证实验室就可以建立起来。此时，你对药物的感受是实实在在的，药物服下去以后，它的气味如何，它先走哪一经，后走哪一经，在这些部位发生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古人讲药物的气味，讲药物的归经，并不都是思考出来的，而是真正试验出来的。所以，《胎胪药录》就是在能够进行内证实验的条件下，对药物在体内运行作用过程的一个记录。
因此，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理论的构建，完全是在理性思考与内证实验的结合下产生的。所以，光有思考，没有实验这样一种认识是不能接受的。可以接受的是，中医确实没有像现代一样的外证实验。
中医理论产生以后，它是怎么应用的呢？理论应用就有一个技术问题。在现代科学领域里，我们可以划分为三大块，就是基础学科、技术学科、应用学科。技术学科是什么呢？就是基础理论与应用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中介。现代科学是中介科学；传统科学是非中介科学。为什么现代科学往往是科学技术并称呢？就是因为这两者的相互影响太大，有些时候科学决定技术，有些时候技术决定科学。比如物质结构的研究，没有理论不行，但是要突破理论，没有高速度、高能量的碰撞机也不行。所以，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但，在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在理论与应用之间，缺少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理论与应用之间没有中介，没有桥梁。我们看现代医学，理论与应用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技术中介，整个现代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在为这个中介服务，这使得医学理论的应用变得非常方便。现在，医生很少再用望触叩听去诊断疾病，而代之的就是上面这个庞大的技术中介，这一系列的理化检测手段。而中医呢？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中介。中医是一门没有技术学科的医学。理论的应用，理论价值的实现，这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去心领神会，靠我们自己去把握，这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要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差别，我想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现代科学里，理论与应用之间有一个技术中介来帮助实现理论的价值，而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完全没有这个中介。理论的应用只有靠主体直接来把握，主体能够把握多少呢？像现代科学这个技术的过程完全可以由科学精英来创造，而技术一旦创造出来，就可以进行大批的复制，这个过程是可以由普通技术工人来进行的。钱学森搞原子弹，并不需要他亲自去造原子弹，电脑的专家发明电脑后，也不需要他一台一台地去造电脑，技术就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过程。所以，现代技术是很方便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使再高深的理论都能够变成现实。所以，在现代科学面前，精英是可以复制的。但是，在传统的领域里就没有这样一个方便。这样一个理论再好，如果你不能把握的话，还是等于零。就像我们现在拿到相对论，我们能搞出什么明堂？大家可以想想，一个相对论摆在你面前，你可以搞出些什么东西？我很难想象这个问题。如果你搞不出什么，是否就能说这个相对论太落后，爱因斯坦太糟糕呢？所以，中医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落后就落后在这样一个环节上。并不是说它理论真正的落后了。因为历史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精英成功地运用了这个理论，成功地运用它造出了“原子弹”，造出了“计算机”。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清醒的头脑，要好好地思考上面的问题。思考清楚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出在理论的环节上，还是出在其他的环节上。
通过上面这些讨论，大家是不是能建立这样一个认识，中医这门学问，现在并不是理论出了问题，并不是理论滞后于临床，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医的理论，你一旦进去了，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有受用，怎么还会说她滞后呢？
现在，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共识：中医的问题没有出在理论上面。既然没有出在理论上，那为什么会出现我们今天的这个局面呢？这就需要从我们自身上去找原因。我们对中医理论的领悟如何？我们是否真正把握了中医理论的临床运用？记得1987年，我的师父曾经接治过一例血气胸的病人，患者经过一周的西医保守治疗，病情不见缓解，仍高热不退，呼吸困难，左肺压缩2/3。在这种情况下，西医只有求诸手术治疗。但，患者本人及家属并不愿放弃保守治疗的希望，于是转而求治于我的师父。师父诊后，认为这是阳明病，属阳明不降所致，只要设法恢复阳明之降，血气胸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于是处了玉竹120克、陈皮120克、白芷120克、大枣120克，共四味药。服药以后出现大量腹泻，自觉症状迅速缓解，第四天，体温恢复正常，治疗一周血气全部吸收，左肺复原。血气胸与阳明又有什么关系呢？看来这完全是一个领悟和运用技巧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经典的这个理论不但能够解决20世纪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21世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