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东吴军事统帅周瑜，面对曹操的百万大军，在赤壁前线的中军帐里生起病来。诸葛亮深知周瑜病因在于焦虑，开出一纸药方：“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并保证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助他周都督用兵。周瑜听罢，立时大喜，病症霍然消失。周瑜生的是心病，诸葛亮化解了他的精神症结，周瑜还真幸运。
火烧赤壁
先于周瑜四百多年的诗人屈原，则无东风可借了。
早年学过医的郭沫若，在其《屈原研究》中说屈原“似乎是有失眠症”，屈原的诗作中常有这方面的自述：“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郭沫若又从屈原的诗句中分析说，屈原“睡了似乎梦也很多，又很怪”，如“惟郢路之辽辽兮．魂一夕而九逝”，“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失杭(渡船)”等。郭沫若还从屈原的诗中得出其患有心悸亢进、神经痛或肋膜炎等症候，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寻出屈原的病根是由腐败得不可救药的楚国社会而形成，作为与楚国盛衰相依的诗人来说，屈原之心病无法好转。郭沫若说得对：“过着三十多年的悲剧生活的人，论道理也不会健康起来。他悲伤忧郁，长久不能去怀，精神和身体都不能不受损害。”
屈原
周瑜和屈原，一治得，一治不得，实由于医学之外的背景使然。撇开政治、军事问题，谈谈中医心理治疗的成功，倒是不乏其例的。清代《汪石山医案》记载说：有个县衙差役，捕得罪犯，岂料犯人或许怕受囹圄之苦，行至半路竟投河自尽。家属得知死讯，状告差役勒索敲逼，酿出人命。出事时并无第三者在场，这位差役有口难辩，只得以财抵过，花费不少。由此，他积郁成疾，发展到痴迷妄言，不识熟人的地步。医生汪石山深谙这是心病，非药石所能为，便对他家属说：“费财而忧，必得喜乃愈。”请人用锡熔铸银锭数块，放在患者房中。差役发现这许多银锭，欣喜可知，病症便渐渐减轻，终得痊愈。
元代名医朱丹溪也曾留下医治心理偏差的医案。有一妇女由于思虑过度，精神上出了问题，这位儒医别有治法，先惹她发怒，再引她开心，结果，病人不药而愈。看来，要治得心病，必须寻得对症的心药——分析不同心理症结，寻得解开的具体方法。
如若撇开医学看，我国文化更注重的是于日常生活陶冶性情，平衡心理，而不是待有了心病才求心药。老子是特别反对强烈刺激而使心理失衡的。他有一句名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主张“致虚极，守静笃”，绝不能让心中给塞得满满的，也不应让无谓的躁动来打扰自己的情绪。孔子则言简意赅，一言中的，说：“过犹不及。”世上一切，过或不及，确实都能带来心理偏差。将这四个字用于做诗，中国文学便有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论。
诗论代表——孔子 老子
过去，文化人和所谓的“士”，在社会上或仕途中凡遇不顺心的事，极易心情不佳，便爱做做诗，自我排遣，还真得力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传统。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中，又岂仅是诗歌起到了陶冶情致、平衡心理的作用，凡如琴棋书画、花草山石、园林建筑，只要能举得上来的文化艺术，各有特点
都有冶性逸情的作用。
一百多年前有个任兰生，他当过不小的官，自然会招来官场上的忌妒，同僚间的倾轧，最终遭到弹劾，丢了乌纱帽。他回到家乡，筑个园子，点缀些亭台山水，排遣其间，确也淡化了大半生宦海浮沉堆垒在心头的积郁。这座庭园就是座落在苏州吴县同里的江南名园——退思园。
退思园
从上述可知，生活中许多文化现象间接地起着对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作用。如果缺少了这些文化，人就缺少了修养，生病的概率也就大得多。文化关乎心理和心理治疗是极其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