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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养生学》 > 第二章 中医养生学发展简史

第五节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统治阶级提倡孔孟正统的程朱理学,同时利用佛、道两教的思想,在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于中有的弃士为医,有的转儒从医,又有很多医家非常重视实践,勇于创新,先后出现了很多著名养生学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并使养生学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医养生保健专着的撰辑和出版是养生学史的鼎盛时期。从明代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的580多年中所出版和刊行的养生类著作比明清以前2200多年间所发行的总量还要多,其发展之迅速和传播之广泛,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另外,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中外医学交流活动亦日益频繁,有养生专著被译成外文出版发行,西方医药学传到中国的也空前增多,这对世界医学和我国的医学和养生学的发展,都有一定促进作用。

一、养生重“命门”和治形宝精说

至明代,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以赵献可、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他们反对滥用寒凉药物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命门。如赵献可认为命门真火乃人身之宝,并说:“吾有一譬焉,譬之元霄鳌山之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医贯·内经十二官论》)。此主张养生及治病,均以保养真火为要。

张景岳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景岳全书·传忠录》)的论点,指出:“欲知所以生死者,须察乎阳,亲阳者,察其衰与不衰;欲知所以存亡者,须察乎阴,察阴者,察其坏与不坏,此保生之本法也”。其重视命门,在理论上较赵献可全面。张氏认为阳气阴精之根本皆在命门,“命门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府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即如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以命门之火衰也;阳胜于标者,原非阳盛,以命门水亏也。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叠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生”(《类经附翼·求证录》),故他特别注重用甘温固本法预防疾病。这对当时那种滥用寒凉,败胃伤阳,致成时弊的情况下,是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张景岳还辨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与生命的关系,明确提出养生之要在于治形宝精的主张。张氏所论之形,实指精血而言。他认为形赖精血为养,养精血即所以养形。明确提出:“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类经·摄生类》),指出了节欲保精的重要性。另外,张氏又鲜明地提出了“中年修理”以求振兴的卓越见解。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种强调中年调养,求复振兴的思想,对于防止早衰,预防老年病,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综合调养发展了养生方法

明清时期的养生家对于养生理论的认识,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尽管在精气神的保养上各有侧重,但都强调全面综合调理,尤其重视调理方法的研究和阐述。

(一)调养五脏法

李中梓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编著《寿世青编》一书,在调神、饮食、保精等方面提出了养心说、养肝说、养脾说、养肺说、养肾说、为五脏调养的完善做出了一定贡献。高濂的《遵生八笺》从气功角度提出了养心坐功法、养肝坐功法、养脾坐功祛、养肺坐功法、养肾坐功法,又对心神调养、四时调摄、起居安乐、饮馔服食及药物保健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极大丰富了调养五脏学说。明末医家汪绮石著《理虚元鉴》,对虚劳病机的阐发、论治的大法,预防的措施都自成体系,主张肺脾肾三脏俱重。他说:“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尤其是对虚劳的项防,提出了六节、七防、四护、三候、二守、三禁的原则,对抗老保健有很大意义。

(二)药饵、饮食保健法

明代开始,药饵学说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万密斋、龚廷贤、李时珍、李梃等医家,继承了前人的成就,在理论上和方药的运用原则和方法上,都有阐发和提高,对医饵养生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做出了贡献。万密斋的《养生四要》指出:“无阳则阴无以长,无阴则阳无以化,阴阳互用,如五色成文而不乱,五味相济而得和也。凡养生却邪之剂,必热无偏热,寒无偏寒;温无聚温,温多成热,凉无聚凉,凉多成寒。阴则奇之,阳则偶之,得其中和,此制方之大旨也”。这个中和平衡既济的制方原则,对老年的药饵养生有直接指导意义。万氏认为这种保健方法,要从中年开始,未老先防,保健重点在于调补脾肾。同时,还提出了老年用药禁忌。

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主张老年保健用药应“温而不热,清而下寒,久服则坎离既济,阴阳协合,火不炎而神自清,水不滋而精自固,平补之圣药也”。又对老年的药饵摄生强调了两个原则:一是调补脾胃;二是提倡与血肉有情之品,补益气血,填精朴髓,以健身抗老,延年益寿。他首推鹿茸、鹿角,配合人参地黄、枸杞、二冬、黄柏等制方。

《本草纲目》对于药饵和食养的论述也极为丰富。提供了有关饮食药物养生的丰富资料,书中还收集了很多食疗方法。李时珍推崇东垣脾胃之说,主张老年人应培补元气,调理脾胃,升发清阳,多用温补之剂,以延年益寿。

李梃认为药饵保健,用药宜平和、中和、温和,补虚在于扶培、缓补、调补,反对温热峻补和滥施汗、吐、下等法。李氏又在《医学入门》中指出了药饵养生中食补、峻补、唯补的偏弊,强调了“量体选药”的重要原则。

曹庭栋针对老人脾胃虚弱的特点,重视以粥养胃益寿,在《老老恒言》中编制药粥配方百余首,以“备老年之颐养”,可谓集食养保健粥之大成。

(三)综合调理法

明清时期的养生保健专书很多,多是强调综合调理,且要简要易行。冷谦撰著的《修龄要旨》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气功与养生保健专书,详细论述了四时起居调摄、四季却病、延年长生、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却病法等,书中多以歌诀形式介绍养生要点及具体方法,易于领会实行。万密斋的《养生四要》,提出了“寡欲、慎动、法时、却病”诸养生原则,对于违反这些原则而产生的疾病,皆列有药物救治方法。清代吴师机撰《理瀹骈文》,这是一部物理治疗专书。吴氏提倡膏、药外贴等理疗法,如引嚏、坐药、药浴等。他认为外治之理同内治之理,可以收到与内服汤丸相同的效果。还认为养生保健不能单纯依赖药饵,如果注意调节生活起居,陶冶性情,对健康则更有益处。吴氏在外治保健方面为养生开辟了一条新的门径。

三、防病保健强调动静结合

虽然在先秦时期就已初步提出了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但动静结合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则在明清时期才进一步明确提出来。李梃在《医学入门》中指出:“精神极欲静,气血极欲动”。提出静养精神,动养形体的辨证关系。方开《摩腹运气图考》(又名《延年九转法》)指出:“天地本乎阴阳,阴阳主乎动静,人身一阴阳也,阴阳一动静也。动静合宜,气血和畅,百病不生,乃得尽其天年”。人身之阴需要静,人身之阳需要动,从而提出了静以养阴,动以养阳的主张。人体要保持“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就必须动静适宜,切忌过动过静,否则就会造成阴阳偏颇,导致疾病。

清代养生家曹庭栋虽认为“养静为摄生首务”,但他却很重视动以养生的重要作用。如在《老老恒言·导引》指出:“导引一法甚多,如八段锦、华佗五禽戏、婆罗门十二法、天竺按摩诀之类,不过宣畅气血,展舒筋骸,有益无损”,并创“卧功、坐功、立功三项”,以供老年锻练之用。又如《老老恒言》载有散步专论,对散步的作用和要求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例如,闲暇“散步所以养神”、睡前“绕室行千步,始就枕”,“是以动求静”,有助于睡眠,强调了动静结合的重要性。

四、动形养生提倡导引武术健身

历代养生家都十分重视运动养生,导引、气功、按摩共同成为动形养生的三大支柱。对于导引之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马王堆的汉墓出土的《导引图》,就绘有40余种导引姿态的图象,内容十分丰富。以后历代都有不同的发展,到了宋代,在动作和方法上有了很大改进,如太极拳、八段锦等。明代以后,由于武术的发展和《道藏》的成书,又推动了导引术的进步和发展,在《遵生八笺》载有八种导引,除在国内广为流传外,并于1895年译成英文发行于国外。如明代正德年间罗洪先所撰《仙传四十九方》,载录华佗“五禽图”最为详尽,并指出:“凡人身体不安,作此禽兽之戏,汗出,疾即愈矣”,说明了导引保健的重要作用。清·乾隆时代,沈金鳌于《杂病源流犀烛》一书中,卷首列有“运动规法”,包括导引、气功和按摩等,这些方法多摘自明代曹士珩所撰《保生秘要》一书。可见,导引保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在明清时期,经过很多养生家、医家及众人的辛勤工作,提炼更新,使导引养生更加系统、科学,导引的形式更加丰富。例如,静功和动功与武术的结合,又促进了太极拳的发展,使其以独特的风格流传于国内外,深受人们喜爱,在养生保健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清·鸦片战争之后,卫国保家和练功健身的思想兴起,专论气功、导引、武术之著作也随之增多,其中比较突出的如敬慎山房主彩绘二十四幅《导引图》,将气功、导引、按摩熔为一炉,用于养心练精、补虚、防治疾病和强身益寿,有较高的实用价值。由于导引、气功、拳术熔为一体,使其有理、有法、有方,自成体系,便于练习,的确起到了“内炼精气神,外练筋骨皮”的保健延年之效。在此时期,由于武术流派的空前发展,不论道、佛寺院,还是山寨水乡,都有练功习武的时尚,使武术健身得到了很大范围的普及,发挥了良好的健身御敌的作用。这种独特的健身防身术至今仍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五、重视颐养老年人

自从唐代孙思邈提出“养老大例”之后,研究养生保健的对象郁非常重视老年人,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更为普及。

颐养对象重视老人还表现在:明清的养生专著大都联系到老年人的养生和长寿问题。而且还有不少养老专著,如《安老怀幼书》、《老老恒言》等,曹庭栋根据自己的长寿经验,参阅了三百多家的养生著作,针对老人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具体而实用,继承和发扬了中医养生学,为中医老年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龚廷贤《寿世保元》和龚居中的《万寿丹书》,亦有发挥之处。”

此外,明清时期的养生专著还有袁黄的《摄生三要》、胡文焕的《寿养从书》、河滨丈人《摄生要义》、息斋居士《摄生要语》、陈继儒《食色绅言》及《男女绅言》、冯曦《颐养诠要》、汪*《寿人经》、汪潘磨《内功图说》、尤乘《寿世青编》、黄克楣《寿身小补》等,均对养生保健做出了一定贡献。

明、清初期,中医养生专著大量发行出版,促进了养生学的深入和普及,在养生理论上丰富了明以前的养生学内容,提出了温补肾阳、治形宝精、调养五胜、动静结合等养生法则。同时,全面的发展了养生方法,使其具体实用。提倡导引保健、武术健身,使老年养生保健又得到深入发展。总之,在这一时期,使中医养生学发展成为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较为正统的、科学的、完整的专门学说。